第一章

郡王，显而易见的，天心默运，大位已有所归了。

    于是，宫中闲谈，都在议论此事。甚至有人公然向德妃贺喜，说她子以母贵，将来必成太后。德妃是极谨厚的人，一听这话，不是掩耳疾走，便是恳切劝告，万不要这么说，倘或传入皇帝耳中，会起绝大的风波。

    有一次宜妃也半开玩笑地说：“德姊，你将来可得多照应照应我。九阿哥跟十四阿哥感情是不错的，不过九阿哥性子直，到了君臣之分已定的时候，还只当弟兄和好，自以为他是哥哥，那可得请德姊跟十四阿哥说一说，千万要宽恕他！”

    “宜姊，”德妃将她拉到一边，悄悄说道，“别人面前我不敢胡说，你是最识大体，知道利害轻重的，我不妨跟你实说了吧！不过，你可——”

    “德姊，”宜妃不等她说完，便把话抢了过来，“你这是多叮嘱的，我岂能不知道轻重？你要不要我跟你罚咒？”

    “不，不！”德妃抚着她的背说，“你别多心。我要拿你当外人，我也不跟你说这些话了！”

    “是啊！德姊，你知道的，我也没有拿你当外人。”

    德妃点点头，站起身来，四面看清楚了没有人，才挨着宜妃坐下，轻声说道：“皇上对我说，今年六十五了，大概总还有十年的寿数，那时几个年老的阿哥，都过了五十。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五十岁的人，总是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治理天下这副担子，恐怕挑不起来。因此，想来想去，决定选十四阿哥！”

    “原来如此！皇上的打算一点儿不错，那时候十四阿哥四十岁，正是壮年。”

    “就四十岁也嫌年纪大了，不过，”德妃忽然缩住了口，“唉，不说吧！”

    宜妃知道她的意思，必是皇帝跟她说过，年纪轻于十四阿哥的，才具不足，难当大任。她不肯随便批评其他皇子，正是她忠厚之处，使得宜妃更为佩服。

    “德姊，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

    “怕什么？你尽管说。”

    “从十四阿哥这件事揭开了以后，照我想，心里最难过的，只怕是四阿哥。”

    “不，”德妃答说，“我先也跟你这么想。暗地里留神，他竟一点儿都不生芥蒂。反倒常说，皇帝的打算，大公无私，真是顾到了天下治世。”

    “这敢情好！”宜妃亦觉欣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和睦睦过日子多好！唉！”她忽然叹口气，没有再往下说。显然的，她是感叹这十年来废立的纠纷。

    宜妃的眼光很锐利，只有她一个人看出来，十四阿哥胤祯膺此新命，心里最不舒服的，便是雍亲王胤禛。

    “我就不懂，我哪一点不如第十四的？”他这样对年侧妃说，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王爷，”年侧妃悄悄地劝他，“何必这么说！万一传到皇上耳朵里，又是件不得了的事！”

    “我也只是对你说。只要你不说出去，有谁会知道我说过这话？”

    “我当然不会，就怕隔墙有耳。”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胤禛有些不耐烦，“你明天回家去一趟，问你父亲，亮工怎么好久不给我来信？”

    “亮工”是年侧妃的二哥年羹尧的字——年这个姓是独一无二的。他家祖先本姓严，明朝出了个进士叫严富，发榜时不知怎么错“严”为“年”，因而严富将错就错，改名为年富。

    这年富后来做到辽东的巡按御史，在关外落了籍。子孙是明朝的武官，万历崇祯年间，明军一再败于清兵，到崇祯末年，一败涂地，大都投降了清兵，被改编入旗，称为汉军，年家属于汉军镶黄旗。虽然年羹尧的父亲遐龄，已经官居湖广巡抚，但对亲藩来说，仍是下人。年遐龄父子在胤禛分府时，为皇帝拨过去服役。所以称为“雍亲王门下”，因而胤禛才用那样的口气对年侧妃说话。

    “是！”年侧妃恭顺地答说，“明天我就告诉我爹。”

    于是年遐龄立刻写信给他次子，转告胤禛的意思。年羹尧接到父亲的信，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的翰林，放过四川、广东的主考，不过六七年的工夫，便已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其时年羹尧刚过三十，真可说是少年得志！

    当然，一半是他的才具为皇帝所赏识，一半也由于胤禛的援引。到了康熙四十八年，亦由于胤禛的进言，年羹尧才放了四川巡抚。这几年川藏边境，变乱迭起，年羹尧亲自领兵征剿，很出了些力，益得皇帝的信任。

    及至康熙五十七年策妄阿拉布坦作乱，年羹尧可就无能为力了，因为蒙古西藏的绥服，是皇帝在康熙三十五年亲征的结果，如今西藏复起变乱，当然亦须奏请皇帝亲裁。

    这策妄阿拉布坦，是元顺帝之后。明太祖灭元，只能将蒙古人逐至大漠以北。哪知元顺帝有个好子孙，在漠北中兴，蒙古人称统治者为“汗”，此人的称号，叫作达延车臣汗。由于这个部落跟明朝的关系很微妙，忽友忽敌，变动不居，大致驯顺则朝贡，不驯则劫掠，而明朝自英宗“土木之变”后，对此部落以安抚为主，因而达延车臣汗的十个儿子中，有四个侵入漠南，繁衍到清朝开国，这四个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的大半。

    留守漠北的是达延车臣汗的第八子名叫格勒森札，部下有精兵一万多人，分为七旗，由他七个儿子分掌，其中老大、老四、老五最能干，所部最强。他们的称号是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统称“漠北三汗”，亦可以叫作“喀尔喀三汗”。喀尔喀是达延车臣汗为他的部落所定的名称。

    “喀尔喀”在瀚海以北，它的西邻，叫作厄鲁特蒙古，明朝称为瓦剌，共分四部，其中有个部落叫准噶尔，地在西藏伊犁。康熙二十几年，准噶尔有个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一意扩张，先向西攻入青海，再向南摧毁回部诸国，而其时正好漠北三汗发生内讧，给了噶尔丹一个很好的趁火打劫的机会。

    喀尔喀的内讧是，土谢图汗攻札萨克图汗，杀汗夺妻，纠纷闹得很大。皇帝特为遣派使者，陪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到喀尔喀去调解，就在这时候噶尔丹亦派人到了喀尔喀。

    此人是受命来制造纠纷的，手段很绝，抱着牺牲的决心，激怒了土谢图汗，结果被杀。噶尔丹便以问罪为名，大举入侵。

    当漠北三汗内讧时，噶尔丹已悄悄地借游牧为名，将人马自伊犁向东移动，在宁夏北部的居延海与阿尔泰山间屯扎，所以一听得土谢图汗杀了他的使者，立即挥师北上，直攻库伦。这一次出其不意的奇袭，打了一个胜仗。这是康熙二十七年夏天的事。

    其时朝廷正命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纲与俄国划定国界，经过外蒙。土谢图汗便一面扬言，说中国已派专使领兵来援；一面向索额图、佟国纲求救。噶尔丹得知消息，赶紧亦遣使者来解释。索、佟二人不肯多事，做了乡愿，只两面劝和，不问是非。噶尔丹窥破底细，知道中国无意干涉，胆便大了，大举进兵，纵横东西，漠北三汗都被击溃，得要找条生路。

    这要取决于喀尔喀各地所共同尊奉的一个大喇嘛，他是土谢图汗的弟弟，名号叫作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活佛的弟子。喀尔喀七旗将领，都主张就近投奔俄国，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执意不可。

    “罗刹不奉佛。”他说，罗刹就是俄国，“语言、眼色，都跟我们大不相同。不如全部内迁，可邀万年之福。”

    于是遣使朝廷，皇帝大为嘉许。当漠北三汗所率领的喀尔喀七旗举族内迁，特命将存储在归化城、独石口、张家口三地，备边防的军粮尽量供给，并赐大量的茶布牲畜，更将水草丰肥的科尔沁草原，拨作牧地。土谢图汗的孙子还做了额驸，所尚的是比雍亲王小一岁的皇六女恪靖公主。

    这时的喀尔丹，拥有喀尔喀、回部、青海各地，虽然遗使朝贡，但既骄且狂，居然要求朝廷，将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交给他处置，理由是土谢图汗杀了他的使者。

    朝廷当然拒绝，不过仍持劝和的态度。而噶尔丹对此二人，志在必得，托达赖喇嘛代为交涉。皇帝依然不允。于是噶尔丹在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以追敌为名，选派精锐，向东侵入中国的疆土。

    皇帝久有对噶尔丹用武之意了，所以毫不迟疑地下诏亲征，特命一兄一弟为大将军，分道出兵。

    皇帝行三，长兄早夭，所以只有一个哥哥，就是行二的福全，只比皇帝大一岁。当世祖因为出天花不治而驾崩时，只得二十四岁。皇二子福全与皇三子玄烨一个九岁，一个八岁，资质品貌，差相仿佛，照道理说，福全居长，理当嗣位，但皇帝祖母——传说曾下嫁多尔衮的孝庄太后断然做主，以玄烨继承大统。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一言兴邦”。此人是个天主教士，叫汤若望，是德国人。早在前明万历末年，即已来华传教。清兵入关，孝庄太后不知以何因缘，信了天主教，她的“教父”就是汤若望。孝庄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他对孝庄太后亦是忠心耿耿，知无不言，此时提醒孝庄太后说：“三阿哥出过天花，二阿哥还没有出过。”

    出过天花，不会再出，像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不致重演，所以孝庄太后毫不考虑地选中了皇三子玄烨。皇二子福全，则在康熙六年后被封为裕亲王。皇帝天性笃厚，对这位胞兄是很敬爱的。

    一弟是行五的恭亲王常宁，被授为安北大将军。又以皇长子胤禔为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的副手，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为安北大将军恭亲王的副手。这番声势，已足以远震塞外了。

    其时噶尔丹已侵入察哈尔东南与热河接壤的乌珠穆沁部，下一目标自然是科尔沁各旗，所以皇帝命左翼裕亲王出古北口，右翼恭亲王出喜峰口，另调盛京、吉林驻军及科尔沁的蒙古兵助战。出师之日，皇帝御太和殿亲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送至东直门，仪节异常隆重。

    谁知出师不利，前锋遇挫。噶尔丹领兵渡过辽河支流的西拉木伦河，直逼热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地方，距京师不过七百里而已。

    福全此时驻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两军隔河对阵。噶尔丹的布阵，空前绝后，他用上万的骆驼，缚住四足，卧在地上，驼峰上加木箱，蒙上浇湿了的毡毯，名为“驼城”。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向隔河的清军开火。

    无奈噶尔丹的火铳，不及清军的大炮。从中午轰起，声震天地，日月无光，直到黄昏，噶尔丹的驼城断成两截。于是福全下令渡河攻击，骑兵步兵，踊跃争先。噶尔丹大败，幸得时已入夜，八月初一没有月亮，才能遁走。

    到得第二天，噶尔丹一面请一个西藏喇嘛到军前请和；一面拔营向北，到得西拉木伦河，无船可渡，砍下大树，浮于水面，载浮载沉地到得北岸，连夜狂奔，所过之处尽皆“烧荒”。连天黄草，化为灰烬，一场火烧了几百里！

    这时，出塞的皇帝，已因病回銮，军前大计，决于福全。他因为他的副手，也是他的胞侄胤禔，在军中作威作福，胡做主张，处处掣肘。

    这个仗打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接纳了噶尔丹求和的请求，命由归绥出兵，负有阻断噶尔丹归路重任的康亲王杰书，不必拦截，以致噶尔丹竟得逃回科布多，但数万精兵已剩下十分之一了。

    其时福全已飞奏到京，解释他未能追击噶尔丹的原因，说盛京及科尔沁的援兵来到，噶尔丹则据险以守，所以利用喇嘛济隆羁縻噶尔丹，等诸军会师，合力再击。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这有个专名叫作“御门听政”，凡有大政事必定举行。御前会议中，皇帝将福全的奏折发交公议。众口一词地说，裕亲王明知济隆是为噶尔丹来施缓兵之计，居然会听他的，是坐失军机。因此，皇帝降严旨责备。不过，他也知道皇长子胤禔犯了许多过失，留在军前，以防偾事，所以同时将胤禔召回。

    福全当然要找济隆说话。结果特遣侍卫，由济隆带着去问罪。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

    奏报到京，皇帝准如所请。不过，降旨告诫：噶尔丹狡诈百出，我一撤兵，他一定会背盟，所以仍应戒备。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意料噶尔丹已经出边远遁为由，要求撤兵回京。

    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虽准他撤兵，却以“擅率大军内徙”的罪名，等他回京之后，还要议罪。及至福全到京，皇帝不准他进城，留在朝阳门外听勘。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有好些近交亲贵，曾因“不遵旨行事，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

    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自三藩之乱平服，十年来，当初出力的功臣，如今都已爬到极高的位置，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发几句牢骚，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福全虽为皇兄，而此番所犯的过失，却必须在军言军，以军法从事。倘或置而不问，无以服众，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

    更有一件为难之事是，如果追究福全的责任，必然要拖出胤禔来。事实上福全所以不敢深入穷追，就为的有胤禔在，怕他乱发命令，擅作威福，万一极塞穷追之地，激出兵变，那就是死不足赎的大罪。所以论起来，胤禔要负的责任，重于福全。而况他的人缘不好，如果听取将领的证言，对胤禔必然不利。然则到了那时候，怎么处置皇长子？

    皇帝自然有舐犊之情，但保全儿子，还得令人心服。想来想去，想得一条苦肉计，在御门时，疾言厉色地告诫胤禔：“裕亲王是你的伯父，如果你的口供跟裕亲王有异同，我一定先拿你正法！”

    这话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是不准胤禔在口供中攻击裕亲王福全，抑子尊兄，情意挚厚。福全本想将胤禔在军中的种种过失，尽量抖露，听得皇帝这么说法，感动得痛哭流涕。

    “皇上这么卫护我，我还有什么话说？”福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提胤禔一个字。

    于是王公大臣会议，奏请削裕亲王的爵，皇帝以击败噶尔丹立功，降旨从轻处分。罢议后，罚俸三年，撤减护卫。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一役中，倒霉可是倒霉，损兵折将以外，还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果。

    当然，这是他自取之咎。噶尔丹之能成为准噶尔汗，是兄终弟及，继承了胞兄僧格的大位。僧格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策妄阿拉布坦，一个叫索诺木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所聘的妻子，与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是姐妹，这就是说，侄媳是小姨，而叔侄做了连襟。噶尔丹就像当年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的福晋那样，竟夺侄媳为妾，而且还杀了另一个胞侄索诺木拉布坦。

    于是，策妄阿拉布坦领兵两千，趁夜逃走。既有夺妻杀弟之恨，自然要得之而甘心，及见噶尔丹来侵，抓住绝好的机会，当他兵止乌兰布通，在布设“驼城”时，策妄阿拉布坦攻入库伦，掳掠了噶尔丹的子女玉帛牛羊，回到他原来所定居的吐鲁番，于是以婶母而兼大姐的阿努，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新宠。

    叔侄的仇怨愈结愈深，恰好给了皇帝一个机会。皇帝英明过人，料定噶尔丹绝不会就此洗心革面，安居在喀尔喀这片广大但寒苦的地区，所以在康熙三十年一面亲自出塞，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纠纷，并安抚内蒙四十九旗；一面派侍读学士达虎出嘉峪关到吐鲁番，颁赏策妄阿拉布坦。收服了他，即可以侦察到喀尔喀那面的情况，又可以牵制噶尔丹，给他留下一个后顾之忧，使他不敢蠢动。

    但噶尔丹急于想打破困境，而手段不高。在康熙三十一年，竟在哈密杀了朝廷第二次派往吐鲁番的专使马迪。同时一再上书，要求将喀尔喀的七旗，遣回故土。皇帝当然不会准许，只是敷衍着。

    噶尔丹忍不住了，勾结了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一个行政官桑结，在内蒙四十九旗中，策动叛变。皇帝得到内蒙的密报，将计就计，命四十九旗伪意允许噶尔丹，当他内犯时做内应。噶尔丹信以为真，到了康熙三十四年，居然又兴兵了。

    于是第二年正月，皇帝第二次下诏亲征。这次没有派大将军，亲率八旗劲旅出独石口，居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阻他的攻势；以归化城将军费扬古、甘肃提督张思克率陕甘两省兵由宁夏出西路，截他的归途。

    这时朝廷的武力又非昔比，因为乌兰布通一役，证明大炮确为制胜的利器，所以在四年前便专立一个火器营，拥有好几尊大炮。噶尔丹最畏忌的便是这个营。得到亲征的警报，唯有向罗刹乞援，而俄国刚与中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定界保和，自然不便援助中国要讨伐的叛逆。这一来噶尔丹便只有硬拼了。

    三月间出了独石口，由于沙碛松软，无法用大车拉炮，只好留在后方，用马与骆驼载着小型的子母炮随行。四月间，快逼近敌境了。可是东路军未到，西路军由于噶尔丹当地烧荒的彻底，水草不长，大军迂道而行，偏又连朝遇雨，人困马乏，未曾交锋，便已成了强弩之末。

    勉强走到土拉河边，距离库伦还有五六百里的途程，费扬古迫不得已，上奏请求暂缓进军。东师未至，西师疲惫，而中路孤军深入，却如自投罗网，因此随扈的老臣、文华殿大学士伊桑河进大帐力谏，请皇帝回銮。

    皇帝疾言厉色地拒绝，他说：“我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敌而回师，何颜以对天下？而且大军一退，噶尔丹就可以尽全力对付西路，西路军怎么挡得住？”

    不但口头拒绝，而且有果敢的行军。皇帝下令直指克鲁伦河。这条河自东徂西，极其宽阔，是蒙古境内第一条大河。噶尔丹就扎营在北岸，所以御驾一到，便是正面相敌决生死的时候了。

    在视察过前线之后，皇帝召集御前会议，商量进取方略。文臣武将，各抒所见，归纳起来共有三个办法：一个是等西路师到，并力进攻；一个是出其不意，派精锐突袭；一个是遣使告诉噶尔丹，御驾亲征，敌人为先声所夺，必致惊疑动摇，然后挥大军进击，则事半而功倍。

    皇帝深知噶尔丹一听说亲征，便有畏惧之心。如果让他亲眼看到御驾，必然更为恐慌。而且出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亦更威风，所以决定接纳最后一策。

    于是遣派使者，由一名俘虏带着渡过克鲁伦河去通知。噶尔丹不信，亲自登上一座高山，遥望南岸，但见黄龙大纛，迎风飘拂，御营之外战车环列；再外面又有一道防飞篁的网城。旌旗耀目，刀甲鲜明，军容极壮！噶尔丹大惊失色，下得山来，时已入暮，下令连夜拔营，悄悄遁走。

    第二天一早，斥候来报，北岸空空，半个营帐都找不到了。这倒使得皇帝深感意外，本以为他会拒河而守，谁知望风披靡，是这等无用。

    因此，皇帝留一部分兵军搜索断河，自己亲率前锋渡河追击大军，千乘万骑，自然不及噶尔丹的轻骑来得快。追了三天，看看追不上了，皇帝方始回军。其时为五月十二日。

    第二天，费扬古的西路军，到了库伦以东的昭木多。原来西路士兵听说皇帝已冒险进军，大为感奋，重贾余勇，行道疾进，得以及时赶到昭木多。

    其地又名东库伦，昭木多是蒙古话，意思是多树林的所在。有树林就有水草，自是一片乐土。但有水草，不一定有粮食，这是西路军最大的危机。

    早在刚过翁金河时，西路军便有粮食不足的情况。从来“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出塞远征，屯粮更为首要之图。这一次亲征，准备了有两三年，皇帝早派大员，陆续出塞，办理粮台。无奈西路情况特殊，自噶尔丹烧荒以后，往往数百里不见寸草，有粮亦无从屯起，只能随军携带。现在遇到这样的窘况，唯有采取减粮兼程之计，吃得少，走得多，体力加倍消耗。所以虽到了昭木多这一片乐土，士气依旧昂扬，但战力则已大大地低落，如果遇到强敌，心有余而力不足，仍旧会落得全军尽没的悲惨结果。

    “怎么办？”费扬古不断地自问。

    当然是求援。费扬古从到了昭木多，便分途派出得力人马，想与中路的皇帝取得联络。而沙漠无际，渺无人烟，虽不是大海捞针，但行踪只要一错过，就无从补救，所以派出去联络的人马，固然着急，而守在昭木多的费扬古，更是忧心忡忡，度日如年。

    幸好皇帝已经想到，西路必然缺粮，断然降旨，尽量缩减口粮，并只留最低的存粮，其余全数供给西路。

    因此，费扬古在侦察联络人员全无消息报来之际，而突然发现大批骆驼载粮而来，真有喜从天降之感。士兵们自是欢声雷动，平白地长了几倍的精神。

    其时噶尔丹在昭木多西北二十里的特勒克济地方。他为皇帝的威风所慑，率部下自克鲁伦河北岸拔营而逃，马不停蹄五昼夜之久，到了东库伦以北的拖诺山，本想重新布署迎战，无奈部下在流离亡命之中，命令不能贯彻。一路上遗弃老弱辎重，哭声前后相接，几百里不止，到了特勒克济，只剩下一万人左右。但这一万人能经过重重严酷的考验，当然是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用的精锐。

    于是费扬古与奉旨运粮前来的、皇帝面前第一号宠臣明珠商议，认为官兵久饥，体力未充，而且战马损失了一半，士兵大多徒步，在行动上不能快速，就无法展开突袭。因此，决定采用反客为主、以逸待劳的方略。

    于是选中昭木多以南三十里的地方扎营。这里有座小山，三面皆河，土拉河过库伦向东，折而往北，分歧为二，一在东，一在西，中间就是西路军扎营之处。

    照兵法看，这是个绝地，因为出路只有北面一处。如果对方以重兵扼守封锁北面，官军就会被活活困死。但费扬古另有打算，他知道噶尔丹的处境，必须速战速决，所以本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故意自踏险地，诱引噶尔丹进入这个像袋子形的阵地，以便一举而收歼灭的全功。

    及至部署停当，派出四百名前锋去诱敌，且战且退，将噶尔丹的部队引入袋形阵地。在东面设阵的八旗兵都已下马等待，而孙思克则率领绿营兵，直上小山，居高临下，用火枪劲弩往下轰击。噶尔丹的部队，拼死要争这一处高地，不断地一波又一波，往上冲锋，硝烟弥漫之中，只见红妆白马，往来驰骋。原来噶尔丹的妻子已经逃回丈夫身边，此时亦在阵中。

    那孙思克是前明王化贞部下叛将孙得功的儿子，骁勇善战，亲冒矢石督阵，绿营只要一前进，后面立刻布设拒马，表示有进无退，有死无生。而就在这鏖战的当儿，费扬古有了发现。

    他发现敌后的人马不动，前锋打得如此激烈，仰攻何等吃力，而后援不至，当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可想而知的，妇孺牲畜是在那人马静止不动之处。因而指挥西面沿土拉河布阵的伏军，疾趋往北，一半截噶尔丹的后路，一半去夺他的辎重。

    据高向北的绿营兵，一看伏兵发动，阻截敌人的退路，知道收功在即，更为奋发，欢呼猛冲，前后夹击，噶尔丹部下的百战精锐，终于无法支持了，狼奔豕突般夺围而逃。官军连夜乘胜追击，追出三十多里地去。

    天明收兵，清查战场，斩首三千，生擒数百人，投降的亦有两千多。俘获的骆驼、马、牛、羊、帐篷、军械，不计其数。还获得了一具艳尸：披铜甲、佩弓矢、长得白皙的阿努阵亡了。

    于是皇帝命费扬古清理战场，亲自撰文记载这一次战役，立碑铭功，然后回驾至归化城，慰劳西路凯旋之师，杀羊宰牛，加上关内运来的大批美酒，大飨士兵。俘虏中有个噶尔丹帐下的老乐工，能通汉语，当筵奏技，吹笳献歌，唱的是：“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各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大驾在六月间奏凯还京，九月间复又出塞。其时青海回部纷纷输诚，表示愿意与策妄阿拉布坦合力擒获噶尔丹献于朝廷。而噶尔丹走投无路，亦只好派遣使者二度出塞向驻跸归化城的皇帝投降。

    这个使者名叫格垒沽英，皇帝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叫他亲身来投降。否则，我一定要亲自去问他的罪！我在这里行围等你，限你七十天内来回报，过此限期，我就要进兵了。”

    格垒沽英自然奉命唯谨。不道有个内务府管御用米粮的包衣，名叫达都虎，贸贸然面奏：“御用米粮快将吃完。”意思是不如早日回驾为宜。

    皇帝大怒，因为格垒沽英尚未遣回，听得这话，回报噶尔丹，就可能不把七十天的限期当回事。所以当众宣谕：达都虎摇惑军心，依法处斩。同时表示：“如果粮米将尽，随处可取，何虑之有？真个缺粮，哪怕嚼雪，也要穷追，断断不会回师！”接着又命修筑一条通往迈达的跸路，因为那里有座很灵异的庙，皇帝要亲自去拈香。

    事实上，达都虎的话也没有错，缺粮的情况，确已相当严重。时已十一月，天寒地冻，从关内赶运接济，亦很困难。所以全军将士，对皇帝的意向，都有莫测高深之感。

    其实皇帝这番做作，完全是表现给格垒沽英看的。等将他遣走之后，复命人跟踪，等确定格垒沽英不会再潜回窥探动静时，随即下令班师。

    尽管这样费尽心机，而噶尔丹倔强到底，始终并无投降的诚意。七十天限期一过，皇帝在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复又下诏亲征。

    这一次不出独石口，而是渡黄河到宁夏，循河西向北走。这时噶尔丹的部下，已派了他的儿子，献于行帐。从俘虏口中得知，噶尔丹处于掘草为食的困境，想西归伊犁，为胞侄所不容。唯一的出路是，南窜西藏，投奔达赖喇嘛，可是官军扼守甚严，这也成了妄想。

    皇帝已经胜算在握，而噶尔丹宁死不降。四月间到了绥远五原县西北的狼居胥山，费扬古奏报：“准噶尔族人来告，闰三月十九，噶尔丹在阿密阿穆塔台地方，饮毒药自尽。他的尸首、他的女儿钟齐海，尚有三百户人口，已经运到。”

    于是漠北三汗复回故土，而准噶尔则归策妄阿拉布坦掌握。皇帝也知道他野心未驯，这几年重用他父亲的旧臣七人，招纳流亡，开疆辟土，志不在小。如今乘胜进兵，解散他的部下，改设郡县，并非难事，只是伊犁一带，数千里地广人稀，为收一个小部落，要动用多少人马运粮运械，太不上算。所以划定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这片土地，为策妄阿拉布坦的游牧之地。

    二十年的工夫，策妄阿拉布坦走了他叔噶尔丹的老路，休养生息，日渐强盛，于是先则骚扰近地，终于犯境，有公然反对朝廷的鲜明迹象了。

    策妄阿拉布坦垂涎西藏已久，尤其是拉萨。西藏共分四部：康、前藏、后藏、阿里。康早就改土归流，称为西藏。前藏在西藏的东部，后藏居中央，西面就是阿里。拉萨不但是前藏的首邑，也是整个西藏最好的一处地方。

    拉萨号称“极乐世界”。没有到过世界最高的这块土地上的人，谁也不能相信，有这样一处不亚江南的胜地：四山环措，一水中流，藏风骤气，温暖宜人。放眼望去，满目青葱，一片良田。到得春夏之交，桃靥吐蕊，柳眼舒青，令人恍然有悟，何以称为极乐世界？

    拉萨是达赖喇嘛坐床之地。但此时握统治前藏实权的，本是准噶尔的一个酋长，称号叫拉藏汗，住在拉萨城西北约两里许的布达拉。平地突起的一座山，山上建寺，以山为基，砌石成楼，共有十三层之多，名为布达拉宫，有金殿、金塔，夕阳斜照时，整个布达拉宫看去便似黄金铸成。

    在这座金碧辉煌、富丽非凡的布达拉宫里，住着两万喇嘛，但都隐隐听命于拉藏汗。他在年轻时是个英雄，无奈岁月不饶人，如今老了，雄心壮志都消磨在酒杯中，已去死不远，因而才启发了策妄阿拉布坦的觊觎之心。

    他手下有个得力的族人名为大策凌敦多布，在康熙五十五年受命领精兵六千，徒步经天山之南，绕过大戈壁，经出美玉的和阗，迤逦往东，昼伏夜行地走了一年多的工夫，才到达西藏边界。

    接着翻过昆仑山，往东南方向走，以腾格里海为目标。西藏群山错综，湖泊星罗棋布，不可胜数，最大最有名的，便是腾格里海。

    这座大湖长达百里有余，宽只有四十里，水色清黑，与苍穹相似，因而名为腾格里，亦名纳木错。前者是蒙古话，后者方是地道的藏语，但意思一样，都是指天，腾格里海用汉语译意，便是“天池”。

    这天池为西藏人视作灵异之地。地在拉萨西北不远，朝拜过布达拉宫以后，往往顺道来到天池，望水膜拜，祈求冥福。

    大策凌敦多布，与他的部下，即是由天池突入拉萨，杀掉拉藏汗，俘虏他的家族，搜刮各大寺庙的镇山之宝，送到伊犁。达赖与班禅亦都被拘禁了。

    警报到京，召集廷议。群臣多主张明年进兵。但谈到进兵的方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以致久久不能定议。

    其时皇帝已成竹在胸，要让皇十四子胤祯成此一场他三番亲征、未尽全功的大勋业，所以召集文武大臣做了一番宣谕。

    他说：“我亲自综理军务多年，经历甚多，而且也亲领大军出塞定边。如今大家说，明年应当进兵，但又怕路远，粮米难运，这个见解不能算错。但大兵进剿，策妄阿拉布坦势不能挡，必定逃避。那时驻兵围剿，势必牵延日久。粮秣供应，不能不预为筹划。所以明年不必进兵。”

    然则明年做什么呢？皇帝指示，尽明年这一年加意耕种，储备粮食。同时准备器械马匹，务求整齐。等一切停当后，后年再行进兵。至于调盛京、宁古塔的兵丁，不妨照旧调发，只是在京城里的劲旅，不妨到后年出动。

    不过西藏乞援，不能不理，大规模的讨伐虽尚有待，必要的支援仍旧照行。皇帝命湖广总督额伦特署理西安将军，再调四川、陕西的一部分部队，由额伦特带领相机进援。但额伦特只是驻兵青海的西宁，防敌南下，因而策妄阿拉布坦仍旧得以骚扰西藏，日甚一日。

    于是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皇帝决定出兵，但并非出尽了全力，只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吏部尚书富宁安率领，一路由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率领，同时命额伦特自西宁出青海支援西藏。

    这三路兵自蒙古、甘肃、青海分道西征，到得金沙江上游的木鲁乌苏河，已经接近敌人了。渡河之后，且战且进，对方却且战且退，而实为诱兵之计，策妄阿拉布坦已裹挟了好几万的人，分一半埋伏在哈拉乌苏河。官兵的粮道断绝，相持月余，终于全军堵塞，额伦特阵亡。

    消息传到京师，所有大臣无不吃惊，召集廷议时，一反以前的论调，不主进兵。皇帝却大不以为然。

    他说：“西藏是青海、云南、四川的屏障，准噶尔部雄视西北，世世成为边患，如果再据有西藏，如虎添翼，不但西面永无宁日，且必有内犯而大动干戈之时！”

    于是皇十四子胤祯被封为抚远大将军，视师青海，克日出兵。四川巡抚年羹尧升格为四川总督，仍兼管巡抚事务，作为大将军的主要助手。

    发兵之前，皇帝又宣谕：“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都有不主进兵的亲贵大臣，说得有道理，我无不嘉纳。这一次，我认定非出兵不可，喀尔喀及青海，都已归服。如今策妄阿拉布坦霸占西藏，毁他们的寺庙，欺侮番僧，青海为宗喀巴降生之地，理应奋起讨伐，哪知竟无实心效力的人，实在可叹！我想，人家能够绕过沙漠，受尽千辛万苦，步行一年，到了西藏，难道我们的兵就不能到？如今满汉大臣都说不必进兵，贼无忌惮，煽动沿边部落作乱。那时作何处置？安藏大兵，必宜前进。”

    于是分三起发兵，胤祯是第三起，驻扎青海西宁，传谕各部的“台吉”，会议进兵西藏，并送第六世喇嘛入藏，皆无异议。

    第六世喇嘛有真伪两位。原来第五世达赖时，大权旁落，以致圆寂之后，朝廷竟不知道，由奸人假达赖名号执掌政权。十五年之后，朝廷诘问，才随便找了个人充数。

    这个伪达赖在康熙四十五年，由拉藏汗献送京师，死在途中。于是拉藏汗又立了一个名叫阿旺伊什嘉穆错的人为达赖，仍称第六世，这假中之假的达赖，在大策凌敦多布奇袭拉萨时，被幽禁于札克布里庙。

    其时在西康里塘地方，有个人叫索诺木达尔札，生个儿子叫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灵慧非凡，康藏青海各部落都相信他是真的达赖转世，敬礼不绝。拉藏汗自然容不下这个“神童”，决定杀掉他。亏得有人报信，索诺木达尔札背负襁褓中的儿子，星夜逃走。于是青海各部落，上奏朝廷，争论其事。拉藏汗则拉出在后藏的班禅为他作证，说他所立的是真达赖，而且清朝廷颁给全册金印。皇帝为了安抚起见，准如所请。

    青海各部落，当然不服，纷纷攻击拉藏汗。皇帝已知真相，特命将此“神童”移居西宁宗喀巴出世的黄教祖寺，由他的父亲养护，如今顺应民意，送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回西藏，正式“坐床”成为真正的第六世达赖，青海蒙古各部落，当然要派兵护送。

    经过整年的部署，皇帝在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下令分三路进兵西藏。

    第一路是由都统延信率领。此人是肃亲王豪格的孙子，算起来是抚远大将军胤祯的堂兄。皇帝并特授予平逆将军的称号，他所带的是青海、蒙古各部落所派来的兵，主要任务是护送第六世达赖到拉萨。

    第二路是四川兵，由已授予定西将军、年羹尧所保荐的护军统领噶尔弼率领，从康定出发。

    第三路由振武将军傅尔丹率领，自蒙古西行出镇西，至阿尔泰山之南，牵制策妄阿拉布坦的北路。

    至于抚远大将军胤祯，则奉旨率领前锋统领皇七子淳亲王的长子弘曙，由西宁移驻穆鲁斯乌苏，坐镇后方，管理进藏的军务粮饷，如当年皇帝亲征，大致只主持大计一样。

    出兵时已在夏天，不过高原气候，比较凉爽，只是道路艰难，行军极苦，尤其是四川队伍，自西康往西，万山丛中，羊肠鸟道，崎岖艰险，得未曾有。但前驱的队伍，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士气，这得归功于噶尔弼部下的一员大将岳钟琪。

    岳钟琪字东美，原籍甘肃临洮，入籍四川成都。按说他是岳飞的后裔，父名升龙，以平三藩之乱的功劳，当到四川提督。岳钟琪本是捐班的同知，自请改为武职官，一直在四川效力，如今是永宁协的副将。噶尔弼受命援藏，特派岳钟琪为先锋，领兵四千，打前站。

    西康中部有个要隘叫作昌都，土名察木多。岳钟琪领兵到此，暂且驻扎。因为由理化到此，全是大路。再往后走，一条是大路先往南，再往西，路程甚遥；一条是小路，也是捷径，即由昌都一直往西，路要省出来一半。不过大路虽远，沿途补给方便；小路则所经之处，绝少人烟，必须自带粮食。岳钟琪早就决定取捷径，预料六十天内可到西藏，所以在昌都备办两个月的军粮。

    就在这时候，抓到一名准噶尔派来的间谍。仔细一盘问，才知道大策凌敦多布已分兵迎战，并且煽动康藏边境的番酋，守住一道三巴桥，阻遏清军前进。

    岳钟琪大吃一惊。因为这道三巴桥又名嘉裕桥，架在怒江之上。如果断桥而守，无法渡怒江而西，那就只有沿大路入藏，不但费时，而且整个作战计划都要推翻重定了。

    经过一番苦思，岳钟琪决定来一次奇袭。选派了三十名敢死之士，都是壮健机警，并通番语的好汉。换上番服，悄然渡江，打听到准噶尔派来煽动番酋的密谍，一共十一个人，住在怒江西岸名为洛隆宗的地方。于是黑夜偷袭，十一个准噶尔人，六个被杀，五个活捉，一网打尽。

    到得天明，为首的露出本来面目，用番语宣示：天朝大兵经此入藏，顺者生，逆者亡。番酋大为惊惧，亦无不慑服。岳钟琪很顺利地带着全军进驻洛隆宗，等候噶尔弼到来，再作计较。

    噶尔弼已接得军报，星夜行军，赶到洛隆宗会合岳钟琪，向西推进，到康藏边境的嘉黎，又名拉里的这个地方，必须等待了。

    要等的是蒙古兵，照敕令应该会师以后，再入藏境。可是岳钟琪另有意见。

    “从昌都到此，走了四十几天，所带的粮食只够十几天了。万一蒙古兵不到，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噶尔弼反问一句。

    “我想该用以番攻番之计。”

    “何谓以番攻番？”

    原来拉藏汗的旧臣多人，自拉萨为大策凌敦多布所破，纷纷逃散，潜隐在康藏边界。岳钟琪的以番攻番之计，即是招抚拉藏汗的旧臣，里应外合，攻入西藏。

    噶尔弼大以为然，派遣能言善道的使者，秘密跟拉藏汗旧臣中为首的康济鼐与颇罗鼐取得联络。康、颇二人看朝廷为他们复旧主之仇，如何不喜？当即取得协议，召集两千番众，悄然报到，相助进攻。

    这时已接到谍报，据守拉萨的大策凌敦多布，已亲领精锐，迎击自青海入藏的延信一路；另遣部下的大头目春丕，领兵两千六百，守住了拉萨北面、拉里正西的各个山口。因为由西康入藏的大路，在拉里南面，而以太昭为康藏明显的分界。由此往西，经金达、鹿马岭入西藏的仁进里、墨竹工卡，便到了拉萨江边，沿江下行经郎渡、东德庆，对岸便是拉萨。春丕心想清军若由大路进攻，一到拉萨江，就过不去，天然设险，无须多防；要防的是北面各个山口。自黑河以南，顺着数下来是：卡尔庆山口、上顺山口、拉庆山口、拉吉山口。山口虽多，但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两千六百人绰绰有余了。

    这遇到了很棘手的情况。噶尔弼跟岳钟琪商量，还是要等援军到了方能进攻。

    “不！”岳钟琪说，“由此到拉萨，不过十天的路程，一鼓作气，乘胜而下，最好！否则师老无功，便成坐困之局。”

    “不，不！从长计议。”

    所谓从长计议，就是搁置不议了。岳钟琪大为着急，因为这样蹉跎，即成自误，粮食不足，士气受伤害，不必敌人来攻，自己就垮了。

    因此，他在营中公然表示：“事在必行，我以一腔热血，上报朝廷，非出兵不可！”

    噶尔弼听得这话，将岳钟琪找了去，责备他说：“你怎么自做主张？你要知道，你这一去，是送死！”

    岳钟琪微笑问道：“倘或不死而生，并且大胜，可又怎么说？”

    “你说个能生、能胜的道理我听！说得不错，我放你走。”

    结果不但放岳钟琪走，噶尔弼自己都领兵跟着他一起走了。不过，还留下若干比较老弱的队伍，驻守拉里，旌旗依然，笳鼓如常，设的是疑兵；大批精锐则自拉里往西南，在从无人迹的万山丛中辟路推进。

    走到第八天上午，翻上一座高峰，往下望去，只见拉萨河就在脚下，黄流滚滚，隐约可闻水流湍急之声。再放眼眺望，远处云山缭绕之中，透出一片金光，正是拉萨的布达拉宫。

    其时已近黄昏，岳钟琪下令扎营。三更天起身集合，饱餐干粮，吩咐所有的营帐锅碗，尽皆抛弃，随身只带武器，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装备：羊皮筏子。

    于是只凭微茫星月，冒险下山。岳钟琪亲自当先，辨路而行。山径陡仄，怪石嶙峋，倾跌撞伤的不计其数，但没有一个人敢作呻吟。有些失足坠落山涧的，不但没有人管，甚至丧命的是谁都不知道。

    于是越走越顺利了。因为近山脚的坡度较缓，而且曙色已露，辨路亦较容易。但越顺利越危险，因为行藏已现，敌人如果有备，紧急集合，拒河而守，便非受困不可！

    因此，岳钟琪越益奋勇，由上往下直冲，如飞而下，几乎收不住脚。他亲自选练的五百亲兵，至少有一半紧跟他身边，所以等他到了平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