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昨晚上刘鲤门请你们吃花酒？”梁士诒问。

    “是的。”王议员跟梁士诒的关系其实很深，此时便将刘恩格所托之事，主动提出报告，然后说道，“我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看在同乡分上，不好意思。”

    “这样说，你是预备赴会？”

    “是的。赴会而不投票。”

    梁士诒大为摇头。“到那时只怕由不得你做主。”他说，“此中机牙甚深，不可不防。也许一次接一次，人情包围，逼得你非选曹仲珊不可。这且不去说它，问题是，一去就失掉立场，而且徒然得罪曹仲珊。”

    “这，这我倒不大明白了。”

    “我们讲逻辑。”梁士诒说，“我们的主张是把副总统留给西南，是不是？”

    “是啊！”

    “既然决定把副总统留给西南，就根本不必召集副总统选举会！”

    “啊，啊！”王议员恍然大悟，“我明白了，现在不是选谁的问题，是应不应该在这一次选副总统的问题。”

    “一点不错。如果根本不选副总统，曹仲珊没有话说。去了不选曹仲珊，那不是明明看不起他。而且，我还疑心，安福系是想嫁祸于人，到那时候他们对曹仲珊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安福系全体拥护你，无奈他人要跟你捣乱。经过疏通，也谈好了价钱，结果食言而肥，又有什么法子？”

    一听这话，王议员涨红了脸，又羞又气地说：“原来还有这么样的阴谋诡计在内，真太岂有此理！我看到——”

    “不，不！”梁士诒急忙拦阻，“我这也是猜测的话，并无根据，你不必生气，只谢绝就是。”

    因为如此，副总统选举会始终没有开成。徐世昌则在九月五日发表谦辞的“歌电”以后，由于各方劝进不绝，终于在九月十一日又发“真电”，表示接受。于是九月十六日那天，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捧呈大总统当选证书，面致颂词；徐世昌答词：“两院公推，义无可辞。此后厉行宪政，发扬国光。”当时决定，订于双十节正式就职。

    当天晚上，内务府现任大臣世续、绍英、耆龄请徐世昌吃饭，陪客是内务府前任的两大臣增崇、继禄。设席的地点是什刹海水滨的会贤堂，掌柜的是张之洞的厨子，遗老尽皆熟识，不足为奇。最难得的是官阶大小，以及某人曾为某人的僚属，而后来居上；某人与某人本是至好，因故反目，这些关系亦都烂熟于胸，所以称谓不错，忌讳不犯。礼节之周到，更是余事。因此，菜虽不怎么样出色，但遗老们都喜光顾此处。至于这天挑选会贤堂，更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是“关防严密”，说话不用避忌。

    酒过三巡，厨子戴着红缨帽来献过鱼翅，开始谈正经了。世续比徐世昌小一岁，口称“大哥”，他问：“大哥这趟出山，总有抱负，倒要请教。”

    徐世昌徐徐引杯，喝一口酒方始作答：“慰庭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后不该闹什么洪宪！自误误国，我至今引以为憾。”

    所谓“癸丑年的时机”是指“二次革命”而言。徐世昌的意思，既然“二次革命”将革命党压了下去，就该重新匡扶清室，不此之图，所以说“错过时机”。以后洪宪称帝，自然更是胡闹了。

    “张绍轩呢，又太鲁莽割裂，不得人心。”

    “‘鲁莽割裂，不得人心’这八个字，可说是张绍轩的定评。”继禄感慨地说，“那时候，他要是肯推徐太傅来主持，大局早定，他自己也不至于身败名裂了。”

    “现在，”绍英兴奋地说，“徐太傅不是出来了吗？”

    “咱们这次出来，”徐世昌举杯说道，“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

    听得这句话，在座的人无不大感欣慰，因为徐世昌等于明白表示，还要来一次“复辟”，请幼主“亲政”。

    于是一起举杯，既是敬酒，亦是庆贺。绍英最为起劲，大声说道：“这个大典，自然是跟大婚一起办。”

    “是啊！”耆龄附和，“有德宗景皇帝的先例在。”

    德宗是大婚之后，接着亲政，溥仪如果照这个例子办，等徐世昌这一任大总统任期届满，在年龄上来说，恰好相当，真是顺理成章的事。

    由于大家都有这样的了解，信心倍增，席间的气氛也就更融洽了。不过，徐世昌却不肯多谈，只说：“绍轩愚忠可悯，等我接了事，总要把他洗刷出来。”

    “是，是！应该，应该！”一直不曾开口的增崇说道，“还有康长素，似乎也应该有所安慰。”

    康长素便是康有为。复辟失败，他一直躲在美国公使馆，一直到冬天，才由美国公使芮恩施助他脱出北京，回到上海作了一首诗：“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落日泪潸潸。”所用的《山海经》上的典故，都是骂他的得意高足梁启超。

    但徐世昌对康有为的事不愿多管，因为他有一封《致徐太傅书》，长达五千言，公开发表在《不忍》杂志上，对徐世昌不无微词，彼此的感情已濒于破裂的边缘了。

    段祺瑞决定辞职。徐世昌亦无意用他当国务总理，但仍旧让他保留着督办参战处，又加上一个“管理将军府”的名义，算是武将的首领。

    徐树铮聪明反被聪明误，搞得四面楚歌，与张作霖是闹翻了，连带杨宇霆亦被撤职，跟曹锟只差没有公开翻脸。不过段祺瑞对他的信任，始终不改，将他派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长。同时由徐树铮与曹汝霖策划，以满蒙四铁路及根据中日军事合作协定，一共借到日元六千万元，由徐树铮专心编练三个师，以备他日复起的本钱。

    副总统的问题，不曾解决，安福系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十月九日又召集了一次选举会，结果仍旧是由于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的抵制而流会。

    副总统无法选出，原在徐世昌意料之中，而且亦是他所期待的。因为他已看得很透，武力统一这条路，就算能够走通，也不是段祺瑞的事。自己没有军队，也没有像吴佩孚、冯玉祥那种派出去多少可以放心的亲信部将，光靠徐树铮一个人，不能成大事。两次出兵，劳师动众，结果扰民有余而不知战功在何处。

    默察民国成立以来，连年战乱相寻，徐世昌亦深有所悟，袁世凯亦战亦和的那种手法，很难运用，而且后患无穷。只有偃武修文，才是治国的大道，亦是富贵的正途。偃武自然要谋和，所以与梁士诒定下务必与西南妥协的决策。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他不但要将副总统留给西南，而且内阁亦不改组，只命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其余一仍其旧，意思是南北议和成功后，再组织一个延揽各方英才、统一团结的新内阁。

    这是他对外的一面，还有对内的一面，那就是跟清室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他的一笔政治资本，但也是一个包袱。说“替幼主摄政”，不过是一个空心汤圆，但表面上不能不做出“心存魏阙”的姿态，所以就职以后，表示不愿在历任大总统治事之所的怀仁堂办公，因为西苑是禁苑，非臣下所宜居。

    这一来公府就得另觅地点了。恰好有个现成的地方，就是摄政王府。

    醇王府本来在西城宣武门内太平湖，由于光绪出生在这里，等他一做了皇帝，醇王府称为“潜邸”，必须单独保留。于是醇王迁至什刹海银锭桥畔，原来的庆王府，亦是和珅的旧居，以位置在地安门外，所以称为“北府”。

    及至溥仪入承大统，小醇王载沣以皇帝本生父而为“摄政王”，体制尊崇，不同于一般的亲王，应该另建摄政王府。当时挑定西苑三座桥边一方空地，鸠工兴建，及第落成，清祚已终，因而一直空置在那里，改为公府，颇为相宜。

    此外，他又表示，他的秘书长用不着槃槃大才，所以派了三流政客吴笈孙。凡此种种，都要表现出他是谦退无所作为的模样，但暗地里却颇为积极，尤其是行政方面。

    在他当选之初，第一个约谈的就是曹汝霖，请他吃饭，邀了陆宗舆作陪。席间率直要求他继掌交通，仍旧进行日本借款。

    他说：“此非你莫办。你能帮段芝泉，当然也能帮我。今天我特为约了闰生在一起，就是要跟你约定，以后有事，我们三个人先商量。我想请闰生当币制局总裁，交通、财政两部都没有人，随你挑。”又说，“南北议和，很有希望，我跟岑云阶本来是同僚，而且已经有了联系。不过，这件事，时机还未成熟，消息不可外泄。”

    曹汝霖为他说动了，立即着手进行借款。其时日本的内阁，由于所谓“米骚动”——米价大涨，各地发生暴动，造成了寺内正毅的崩溃，由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此人被称为“平民宰相”，他的内阁除去陆、海、外三相以外，其余阁员都是政党出身。他的对华政策，与寺内相反，因为寺内遭人攻击，对于中国事务过分参与，所以他以不干涉中国内政标榜，当然也就不愿借款了。

    于是驻日本的公使章宗祥，求助于日本的外相后藤新平。此人以台湾民政长官起家，一度担任过南满铁路总裁。那时东三省新设总督，第一任总督正是徐世昌，与后藤很熟。以此渊源，后藤答应帮忙，找银行承借。

    日本银行方面允借日元两千万元，但提出一个条件，须以在山东的高徐、顺济两铁路的“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这原来是许了德国的，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原来约定自然作废。双方秘密往返折冲，将近成功时，忽然有八家报纸，同时登载这条消息，舆论大哗，但借款合约还是签订了。以后调查，是交通次长叶恭绰特意泄露机密，目的当然是在打击曹汝霖。

    到得第二年巴黎和会，日本提出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主张，说是中国早经同意，证据是章宗祥与后藤谈判以高徐、顺济两铁路权作借款担保时，双方交换照会，日方列举六项提议，包括中日合办胶济路、日本代为训练警察等等。章宗祥的复文中表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英、法、美三国代表，亦竟支持日本的立场，在和会中决议，同意将战前德国在胶州及山东的各项权利，让与日本。中国代表力争无效，交涉归于彻底失败，但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愤激，尤其是热血青年，认为“欣然同意”即是甘心卖国，因此与青岛问题有关的三个人，前后两任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交通部长曹汝霖，成为众矢之的。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中午，徐世昌正在集灵囿的公府，设宴为最近返国的章宗祥洗尘，曹汝霖、陆宗舆及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座作陪时，承宣官进来报告，说：“吴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一千多人，手拿白旗，上写标语，说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各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忙回家，因为学生要游行。”

    一听报告，相顾失色。曹汝霖便即说道：“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怎么样？现在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免我的职。”

    “学生胡闹，学生胡闹！”徐世昌急忙加以抚慰，“你不必介意。”接着又转脸向钱能训说：“干臣，你马上打电话给吴镜潭，学生的队伍，想法子赶紧解散，不许游行。”

    钱能训答应着，匆匆离座而去。一席盛筵，自亦没有人再有心思享用，草草终场。徐世昌入内休息，钱能训便约宾客到他办公室里去坐。

    “我得赶回去。”陆宗舆说完，连告辞都顾不得，拿起帽子就走。

    曹汝霖与章宗祥跟着钱能训到办公室，看他打电话跟吴炳湘联络。据说人多口杂，不易解散。过了一会儿，徐世昌派人来问：解散了没有？钱能训正要再问吴炳湘，不道对方先来了电话。

    “报告总理，”吴炳湘在电话中说，“我正费尽口舌在劝他们解散，香岩忽然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就由他去办，我不管了。”

    香岩是指段芝贵——徐世昌在上年十二月二十，始提名钱能训组阁，陆军总长由靳云鹏继任，段芝贵调为卫戍司令，是北京的最高治安首长。吴炳湘无法跟他争执，只好向内阁总理表明态度。

    于是钱能训在电话中找到段芝贵，告诉他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的时候，用不着出队伍。总而言之，这件事交给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

    不一会儿，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炳湘的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吓唬吓唬学生。接着是吴炳湘愤愤不平地来电申诉，段芝贵一意孤行，他非“摔纱帽”不可。钱能训左右为难，电话忙个不停，一面劝吴炳湘顾全大局，一面劝段芝贵不必多事。而双方又各执一词，无法调和。见此光景，曹汝霖坐不住了。

    “仲和，”他起身向章宗祥说，“咱们走吧！”

    钱能训手中一个话筒，而另一架电话铃又响了，忙得不可开交，无法起身相送，只能扬一扬手致意。曹汝霖、章宗祥亦就不必再等他话完道别，出来坐上汽车就走。

    一路平静，到家坐定了正在谈话，警察厅派来三十多名警察保护。队长姓顾，见了曹汝霖请示：“怎么保护法？”

    “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

    “上头命令，对学生要‘文明对待’，所以连警棍都不拿。”顾队长踌躇着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

    “你们瞧着办好了！”曹汝霖唯有报以苦笑。

    于是顾队长想了一下，关照他的“兄弟”说：“找东西，把大门堵起来。”

    正在找石块、木板堵门时，来了个不速之客丁士源。

    丁士源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长，此行专为报信而来——北大等十四校学生，本在天安门前广场举行示威大会，会后结队游行，预备到使馆向英、美、法各国公使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强占山东的愤激，请求国际主持公道。到得东交民巷西口被阻，决定改推代表到使馆接头，大队往东。恰好丁士源经过，听得有人在说：“赵家楼、赵家楼！”知道目标是曹家了。

    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分为两部分，西面是中式楼房，东面是加盖的西式平房，供他的父亲曹成达颐养之用。

    接到警报时，曹汝霖立即到东面去看老父。这时呐喊之声，越来越近，不久，已可看到墙外白旗一簇一簇通过，接着擂门如鼓。曹成达神色惊惶地说：“你赶快躲开。”

    话犹未终，墙外飞进来拳大一石，直奔曹成达。有个丫头机警，急忙横身一挡。曹汝霖便将他父亲扶进屋去。然后复回西面，躲入一间储藏室，两面两间房，一间是大太太的卧室，一间是两个女儿的绣阁。刚刚躲好，只听得砰然巨响，人声嘈杂，接下来是稀里哗啦，一片乱响。心知学生已经冲开大门在砸东西了。

    从声音中听得出来，先打客厅，后砸书房，接下来到了他女儿的房间。曹汝霖从缝隙中张望，只见有的摔花瓶、摔香水，有的在拆铁床作武器。这一下如虎添翼，气势更猛。

    到了曹太太卧室，用铁床的柱子撞开了门，有个学生问道：“曹汝霖呢？”

    “他到公府吃饭去了。”曹太太答说，“不知道回来没有。”

    学生便不再问，开始砸东西。曹太太卧室中的镜子很多，砸碎梳妆台和衣橱上的大玻璃镜的声音，令人惊心动魄。

    等声音稍低，只听曹太太提出质问：“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

    “对卖国贼用不着客气。”有个学生高声说道，“搜查文件，一定有卖国的证据。”

    于是开抽斗、开柜子、撕纸张的声音，此起彼落。接着哗啦啦一响，又是好几双脚乱踩乱踏的声音。曹汝霖从门缝中望出去，才知道是在糟蹋曹太太的首饰。

    “走！”有个人说，似乎是指挥的首领，“东面还有房子。”

    曹汝霖大为着急，怕老父受辱，真想冲出去援救。转念一想，有三十几个警察在，看到要伤人，一定不会袖手，心里比较踏实了。

    于是屏声息气，侧耳静听，不曾听到啼哭求救之声，更为放心。但突然听到一阵狂喊：“火，火！”

    原来学生最后打到汽车房，除了捣毁汽车以外，有现成的汽油，客厅、书房到处乱洒，然后划一根火柴投了出去，熊熊大火，立即蔓延。

    这一下急坏了章宗祥，他本来是由曹家听差安排，躲在置锅炉的地下室，又小又黑，气闷难受，现在一听火起，如果火焰封住出口，非活活烧死不可。于是不假思索地往外便跑，直奔后门，正好陷入重围。他是照日本天皇召宴文官的规矩，穿了晨礼服去赴徐世昌的午宴，而曹汝霖以交长兼摄财政，红极一时之际，就有一张穿晨礼服的照片，发表在报上，因而被学生误认，大喊：“打曹汝霖。”

    章宗祥不及分辩，亦无从分辩，在重围中狼奔豕突，不想后脑上着了一铁杆，即时仆倒。

    那时丁士源还没有走，向警察队长说道：“现在学生放火伤人，已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

    警察队长只报以苦笑。其时恰好来了个日本人，是曹汝霖的朋友，名叫中江丑吉。一见章宗祥倒在地上，推开学生去救人，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了曹家后门，躲入对面油盐店。放下章宗祥，他自己当门而立，抵挡撵了来的学生。

    正不得开交的当儿，吴炳湘坐汽车赶到了，后面还有一车警察。

    “拿人！”吴炳湘大喝一声。

    于是前后两批警察，动手捕人。学生四散奔逃，机警腿快的，幸得无事，但也还抓了二十多个人。

    这时消防队亦已赶到，等火救熄，房子已烧了一大半，幸喜不曾伤人。吴炳湘找到曹汝霖，躬身道歉：“保护不周，让总长跟老太爷受惊了。”

    曹汝霖脸色铁青，只答了句：“你的警察太文明了！”随即将脸扭了过去。

    于是吴炳湘跟丁士源商量，先将曹家送到六国饭店安置。章宗祥是早就先送日本同仁医院了，据说全身受伤五十六处。曹汝霖特为去探了病，回到六国饭店，随即来了一连串的访客。

    第一个是教育部长傅增湘，他在前清当过直隶提学使，曹汝霖跟他是老朋友，接受了他的慰问。

    对第二个访客就不大客气了。这个访客是公府秘书长吴笈孙，据说他在外“放空气”，指曹汝霖跟日本在接头，准备拥段倒徐，这一次章宗祥就是为这件事回国来的。曹汝霖先不信这种谣言，以后打听到吴笈孙在半壁街的寓所中，每天都有集会专门商议如何对付段祺瑞。他才知道吴笈孙居心确实可鄙，因而对他大为不满。

    “府上烧得怎么样？”吴笈孙问。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看好了。”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吴笈孙没有勇气再说别的话，曹汝霖亦有意让他“坐冰桶”，默然相对，这是不下逐客令之逐客。吴笈孙告辞时，主人自觉身在难中，礼节疏略，理所当然，竟连送都不送。客人尚未出套房，他已回身向里了。

    吴笈孙一回去，对曹汝霖当然没有好话。照中国人的礼貌，人家来慰问，总是好意，应当很恭敬地招待，何况吴笈孙代表大总统徐世昌，是“钦使”的身份。纵不说照前清的规矩，曹汝霖应率领阖家男丁，在大门外跪接钦使，至少不看僧面看佛面，亦不应如此傲慢无礼。因此，徐世昌认为曹汝霖的敌意很深，拥段倒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

    这一下，凡有任何不利于曹汝霖的建议，就很容易见听了。其时“五四”风潮，迅即蔓延各地，在上海尤为激烈。吴笈孙就劝徐世昌，顺应上海、北京学生代表的要求，先撤换对日外交的主要人员，但处分驻外使节，会令驻在国大感难堪，因此章宗祥暂保无事，曹汝霖与陆宗舆，不妨作为牺牲。

    但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另有一套安排，先关照吴炳湘派人将曹汝霖的父亲，送到天津。接着将曹汝霖全家安置在西苑北海的“团城”，名为保护，实际隔绝。结果是，吴笈孙向报界私下表示，曹汝霖与陆宗舆已提出辞呈，实际上是想“放空气”暗示曹汝霖，该引咎辞职了。

    曹汝霖倒确有此意，但段祺瑞不赞成。他亲自到团城去看曹汝霖，说这趟学生暴动，目的是对付他，不想竟伤了曹汝霖与章宗祥，深感抱歉。

    “总理亦不必介意，总之是我自己对立身处世，不甚了了。经过这一番刺激，荣辱得失，我亦看开了。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就把辞呈送了出去。”

    “你不要辞，万不可辞。”段祺瑞说，“我倒要看看，东海究竟有多少力量。”

    曹汝霖便照他的意思，决定不辞。此时“五四”事件，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青年学生积愤于军阀的祸国殃民，发出各种救国的呼吁。当然最尖锐的问题是，警方逮捕了二十多名学生，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尽快释放。但内阁为了维持威信，始终不肯作任何让步，反而提出解散北京大学的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极力反对，而且为此辞职。

    不过，有一步棋是徐世昌走对了，利用当前的情势，秘密活动外交团，建议他们的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火的协定。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共计有十二个国家参加此项禁运协定，直到中国统一，才会解禁。

    统一需要南北议和，但双方立场本来就有距离；适逢其会地由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难局，以及风起云涌的用罢课罢市等等激烈手段，作为对北洋军阀抗议而造成的混乱，越发拉长了彼此的距离，南北和议终于破裂了。

    和议破裂并不表示徐世昌的政策失败，但对段系却等于一种鼓励，谈和谈不成，又有越演越烈的学生风潮，政局岂不是又该有所变动？这一回的主谋，除了徐树铮，还有丁士源，他本来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局长，最近又兼了京汉路，利用两局的公款，作为初步活动的资本。

    第二步是由徐树铮利用“筹边”的名义募集巨款——欧战结束，“督办参战事务处”迟早要取消。徐树铮跟段祺瑞商量，先就有了一着棋，向徐世昌提了一个“西北筹边条陈”，这是从左宗棠而起的壮图，徐世昌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后，在四月间明令派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负责执行他自己所提出的筹边办法。

    办法中第一条是修建铁路。徐树铮认为最急要的一条路线是从归绥到恰克图，全长两千余里。筑路工程费每里以两万元计算，共需五千万元，钱从何来？

    唯一的办法是发行公债。徐树铮建议发行“边业公债”五千万元。所谓“边业”就是开发西北的矿产、畜牧等等事业，作为这一批公债的担保。想法不错，问题是五千万的公债由谁来买？徐树铮便又想了一个办法，这批公债不必先卖，拿来抵押两三百万元。另外设一家“边业银行”，招募商股三四百万，合计以六百万元为目标。以六百万为准备金，起码可以发行一千两百万元的钞票，拿来举办各种“边业”，着手修路。路工一开，信用建立，再赎回公债，公开发行，国内外一定抢着购买。他说这叫作“步步为营之策”。

    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一步如何跨开？当然，这也早就在顾虑之中，而且有了解决办法。由丁士源跟日本财阀之一的大仓喜八郎接头，拿边业公债押给他，只需付一小部分现款，大部分以军火作价抵付。大仓喜八郎是靠明治时代日本的内战“西南战争”，及日俄战争起家的大军火商。丁士源跟他很熟，一谈就成功。

    这批军火拿来作何用处？徐树铮的计划先占据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以武力沿长江南下，王占元可以利诱，陈光远可以威胁；只剩李纯一个人，如果不肯就范，索性就以武力解决了他，或者策动他的部下如齐燮元，造成一次肘腋之变，取而代之。

    以半壁街吴笈孙住宅为中心的“东海系”，一看形势险恶，国会又操纵在安福系手中，倘或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动摇根本，只怕徐世昌连大总统都做不下去，因此，决定委曲求全。

    于是徐世昌连下两次命令，责成警察总监，制止风潮，维护治安，并将被捕学生移送法庭讯办。这一来，舆论越发大哗，学潮亦极激烈，教育部长傅增湘避往西山，请求另简贤能，接掌部务。北大校长蔡元培留书辞职，径自出京南下，回绍兴原籍。接着北京各校罢课，十三名专科学校校长与内阁总理钱能训谈判并无结果，全体引咎辞职。众望所归的徐世昌，搞成这样一个焦头烂额的局面，实在也是始料所不及。

    但是，此人深谙黄老之学，阴柔的功夫到了家，居然好整以暇，一叶扁舟，飘渡北海，登上团城去探望曹汝霖。

    这是曹汝霖毁家后，与徐世昌第一次见面。但徐世昌既不谈政事，亦不提火烧赵家楼那段不愉快的回忆，只问问他的起居，谈些闲话。看看天色将暮，起身告辞。

    曹汝霖自然要送他登舟，一路下来，先到玉佛殿。徐世昌站住了脚，大谈掌故，说玉佛是乾隆年间，暹罗所进贡；看到数十株栝树，他说此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才有，团城特别多，不知何故。

    一面谈，一面走，到得船埠，徐世昌站住脚又说：“我留一条小船在这里，你没有事，可以坐船去逛逛。北海的鱼很多，垂钓亦可消遣。”

    “是！”曹汝霖只好称谢，“多谢大总统。”

    “你带书来了没有？”

    “没有。”

    “我派人送书给你。”徐世昌又说，“你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

    第二天果然有人送来一部书，叫作《东三省政书》，是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的政事记录，印得很讲究，但内容枯燥无味，曹汝霖亦看不下去。每日多暇，坐了徐世昌留下的小船，到北海园林之一的静心斋，去探望在那里养伤的章宗祥。

    “今天有人来告诉我，学潮息而复起，是有组织的。”章宗祥忽然问说，“你跟林长民的交情本来不坏，是不是最近闹翻了？”

    “最近没有啊！”曹汝霖诧异地问，“他怎么啦？”

    “他大骂亲日派，对你攻击得更厉害。”章宗祥又说，“他在大街上演说，还抬了口棺木在那里。”

    “这又是为什么？”

    以棺木自随，当然是不惜一死的表示。这一点，林长民的做法有欠厚道。他在演说中，攻击曹汝霖不但想出卖山东，还想出卖中国；签了二十一条还不够，将来还会与日本签订中日合并条约。又说：“你们在学校里读书，只怕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权力很大，他很可能会杀我。我不怕，我拼出一条命去，要跟他斗到底。所以我预备了棺木在这里。”

    “我哪里有杀人的权力？就是有此权力，我像个杀人的人吗？他这样说法，用心实在太恶毒了一点！”

    “是啊！我觉得很奇怪。去年你还推荐他当东海的秘书长。虽因东海表示，他的秘书长不必槃槃大才而未用，到底有推毂之雅。何至于怨毒如此之深？你倒再想想看，总有无意中大大得罪了他的地方吧？”

    曹汝霖想了好一会儿，突然记起。“要嘛，就是这件事。”他说，“去年过年，他打电话跟我借三千块钱济急，我答应了。哪知年下事多，每天会客商量公事到晚上一两点钟，把他的这桩小事忘记了。到年初五想了起来，赶紧给他送去，哪知他拒而不纳。想来是为了这件事，对我不满。”

    “可不是！你认为是小事，在他是大事。”章宗祥说，“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福建最忌。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曹汝霖想不到无意中会触犯人家这样一个忌讳！为好反成怨，始料所不及。但毕竟只是私怨细故，竟当作深仇大恨，林长民气量之狭，于此可见。曹汝霖默识于心，付之一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