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相机规劝。

    “这个密旨，似乎已无用处。”他说，“青海之乱已平，不虞九阿哥会有什么掣肘之事。不如缴还为是。”

    “本可缴还，如今倒不能缴了！”

    “乞道其故？”

    “我要留着做个把柄。”年羹尧说，“杨先生，大家都知道，我父子兄弟，出于雍府门下。皇上的性情，我摸得很清楚，在利害关头上，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要留着这道密旨，做个保命的‘铁券’。”

    听得这话，杨介中心里一阵阵发毛：年大将军是死定了！自己明哲保身，早早脱身为妙。好在年关将近，原该一年一度回乡度岁，此时不必说破，到了开年托词写封信来辞馆就是。

    到得保定，年羹尧自然要留宿两三日。因为直隶总督李维钧，是他的知交。李维钧的嫡子李宗渭，在西宁候补，颇得年羹尧的赏识，关系已到了祸福相共的地步。

    “大将军，”李维钧忧心忡忡地说，“皇上对大将军已起了疑心，千万留神。”

    “噢，你何所据而云然？”年羹尧说，“以你我的交情，你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

    李维钧沉吟了一会儿，终于取出一件朱批的奏折，让年羹尧细看。原来直隶有个道员叫宋师曾，是年羹尧亲信的旧部之人，上年在直隶亏空了四万七千银子的公款，为人参奏革职。本当抄家赔补，恰好年羹尧进京陛见，为宋师曾乞情。一年以前的年羹尧，在皇帝面前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何况这样的小事？皇帝当即命年羹尧传谕同时在进京的李维钧，限宋师曾将亏空在三年内清完，完清之日具折奏报。意思是亏空一清，还可复职。

    四万七千两银子，在督抚不算大数，李维钧帮宋师曾的忙，在一年之内就完清了。遵照当初的谕旨，且具折奏报，自不免有代为乞恩之意。皇帝就在这个折子上，长长地批了一大篇。

    朱批中一开头就提到了年羹尧：“为宋师曾乞恩，系尔之意见，抑或出于年羹尧之意见？若系尔意，朕即施恩，若出于年羹尧之意，朕则不施此恩也！”

    只看到这一段，年羹尧的脸色就变了，强自抑制着内心的震动，继续往下看。

    “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尔之获蒙知遇，特由于朕之赏识，自初次召对时，见尔蔼然有爱君之心，见诸辞色，所以用尔。自用之后，尔能尽心竭力，为国为民，毫不瞻顾，因而遂取重于朕。岂年羹尧所能为政耶？”

    看到这里，年羹尧不由得望了李维钧一眼，心里有疑问，所谓“毫不瞻顾”，是否说李维钧曾经一无回护地在皇帝面前道过他的短处？

    不过再一看下去，他的疑问立刻就消释了。“近有人奏，尔馈送年羹尧礼物过厚，又觅二女子相赠之说，朕实不信，想断无此事！但念对朕如此忠诚，与朕如此契合，朕凡有言，何忍隐而不宣？至卿向日与年羹尧之交往，曾经奉有谕，朕亦不怪。”

    看到这里，年羹尧不能不问了：“是什么谕旨？”

    “有一次皇上问我，你跟年某人是不是很好？我说是的。皇上没有再说下去。朱批上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件事。”

    年羹尧点点头再往下看。“今年羹尧既见疑于朕，故明白谕卿，以便与之疏淡，宜渐渐远之，不必令伊知觉。”

    到此时，年羹尧的心情比较平静了，“陈常，”他唤着李维钧的号说，“那么，你的意思怎么样呢？我们朋友的交情，到此中断了？”

    “是何言欤？”李维钧愤然作色，“倘有此心，何必把朱谕拿出来？”

    “是，是！”年羹尧改容相谢，“我错了！陈常，我想应该及早抽身。”

    “及早抽身，不如固宠。”

    “宠何由固？倒要请教。”

    “无非做一件皇上自己不便做而很想做的事。”李维钧说，“大将军智慧绝人，莫非还想不透？”

    年羹尧沉吟不答，在李维钧的签押房里往来蹀躞，好久才站住脚说：“这件事要做亦嫌晚了。如今，倒要留着那个人，作个制衡之计。”

    所谓“那个人”是指九阿哥，年羹尧想拿他来挟制皇帝，是一着险棋。李维钧颇不以为然，因而劝道：“大将军，走到这一步，出入甚大，千万慎重！”

    “当然。岂有不慎重之理？不过，陈常，你我祸福相共，你得支持我才是。”

    “这何消说得，却不知如何支持法？”

    “第一，京中的消息，还是要请你格外费心，多多见示；第二，我想在保定置一所房，请代觅。”

    “置产作何用途？”李维钧问，“是觅地，还是觅现成房屋？”

    “觅现成的好了！亦无非作个退步。”年羹尧说，“不日有一笔饷，大概有三十万，如果交由贵处转拨，只拨一半好了，其余的留在贵处。”

    此事责任很重，如果为皇帝查到，立即便有杀身之祸。但转念又想，倘或拒绝，年羹尧便会起疑，自己受过他许多好处，这笔账算起来，眼前便难应付，说不得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许多大臣从一清早便在广宁门外迎接，直到日上三竿，方见大将军的前导驰到，一拨又一拨，直到近午时分方见年羹尧策马而来，金黄服饰，三眼花翎，四团龙补褂，白马紫缰，在旗帜鲜明的护卫夹拥之下，绝尘而去，根本就不理那些红蓝顶子的大官儿。

    一进了城，照规矩在宫门请安。这本是一个仪式，只要到一到，便可先回私第休息，哪知皇帝已派了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在那里等着，等他一到，随即将他留了下来。

    “皇上面谕，大将军一到，立即召见。”马尔赛说，“请进来吧！”

    年羹尧大为诧异，向来无此规矩，便即问道：“莫非弄错了吧！立即召见，也不是这个时候啊！”

    “没有错。”马尔赛说，“不然，皇上不必让我等在这里。”

    年羹尧略想一想，点点头说：“好！我跟你走！”说着重又上马。他是赏过“紫禁城骑马”的，故而可以策马入宫。

    到得内右门下马，马尔赛带领，直到养心殿，示意年羹尧稍停候旨，然后方由太监将他领了进去。很快地，复又出现，向年羹尧招一招手，随即闪在一边。

    年羹尧此时已经发现，以前他觐见皇帝时，里外密布的太监，无不个个含笑目迎，甚至职位高的太监，还会上前低声寒暄。此时所见，却是个个面凝秋霜，不由得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定定神入殿，按照规矩行了礼，口中说道：“臣年羹尧恭请圣安！”

    “起来！”皇帝的声音很平静。与他以前听到的不同，以前一定是满面含笑地，甚至还欠一欠身子，一迭连声地说：“快起来！快起来！”

    “是！”年羹尧亦只能谨慎应付，站起身来，垂手肃立。

    “你知道我这一次召你进京，是为了什么吗？”

    “臣愚昧。”年羹尧答说，“请皇上开示。”

    “我想你应该知道。”皇帝停了一下，忽然问道，“参你的人很多，你知道吗？”

    一听口风不妙，年羹尧心里寻思，皇帝惯会唬人，须得沉着应付，于是想一想答道：“这怕是免不了的。臣为了尽忠职守，难免得罪了人。”

    “照你这么说，你不怕人参你？”

    “皇上圣明，参臣的话，是真是假，必在烛照之中。”

    “不错！我虚衷以听，并无成见。有人参你跋扈，这话还不止一个人说，我亦不肯轻易听信，要看情形再说。如今看起来，似乎你跋扈，并非假话。”

    这是抓着证据了，年羹尧不免一惊，但口中仍然很硬：“请皇上明示！”

    “就拿你身上来说好了！记得去年刚赐你四团龙补服的时候，你的谢折上说：‘团龙补服非臣下之所敢用，唯恭逢令节，服此庆贺，以彰殊宠。’如今你连上路都穿在身上，跋扈可想而知。”

    听得这话，年羹尧大起反感，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拿这种服饰小事来做文章，亦未免太小气了。

    这样一想，不由得冲口答道：“臣是遵旨服用。朱批：‘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最后那两句，声音特大，格外显得理直气壮。

    皇帝勃然变色，但并未发作。

    “听说你有个家人叫魏之耀的，家产有数十万。”皇帝问道，“你可知道？”

    “臣不知道。”年羹尧答说，“容臣细查以后回奏。”

    “到西宁军前效力的，一共有多少人？”

    “臣记不得了！容臣细查回奏。”

    “你保过一个张泰基，说他有军功，是何军功？”

    “军前效力的人很多，是何军功，臣亦须细查以后，才能回奏。”

    “哼！”皇帝冷笑，“问你的事，都不知道，那么哪件事是你知道的。”

    “臣唯知尽忠竭力，保护圣躬。”

    “保护圣躬”四字，本来是好话，但彼此都有心病，又是在此时此地，皇帝觉得这句话中，不免有挟制之意，便沉下脸来问道：“我有什么地方要你保护？你远在西宁，又怎么能保护在京的我？”

    “四海之大，无不在皇上治理之下，臣尽心地方，不贻君父之忧，便是保护。”年羹尧答说，“臣愚，不知所奏有当否？”

    听这话，似乎言之成理，至少还听不出挟制讥讪的意味，皇帝心里比较好过些了。

    “听说你出门用黄土填道，有这话没有？”

    黄土填道，便是跸道。年羹尧虽无此僭越之意，但下面有人逢迎过分，他不能即时纠正，自然是一大错处。不过他不肯诿过于下，想一想答说：“陕甘一带，尽是黄土，除非道路不修，要修必是黄土。”

    这是狡辩，但皇帝无词以驳。另外又问一样罪名：“说你验看武官，用绿头牌，真的吗？”

    “不真。”年羹尧心想，这件事可以销毁证据，不妨赖掉，“臣不敢！”

    “你能说不敢，总算还记得何谓臣道。就怕你心口不能如一。”

    “臣不敢欺皇上。”年羹尧恭说，“臣蒙皇上叠赐恩宠，不敢自轻，何况大将军自有体制，臣如自轻，便是轻视朝廷。以此之故臣得罪的人很多。皇上如念臣愚忠，可否将参折发下，容臣一一回奏？”

    皇帝心想，年羹尧这话，简直如骗三岁小孩。原折发下，便等于出卖原告，纵容他去报复。用此伎俩骗取原折，岂不可笑？

    心里是这样想，皇帝口头上却不拆穿他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思索了一会儿，将计就计地说：“可以，你先下去等着吧！”

    于是年羹尧跪安退出。隔不多久，太监捧出一个盒子来，内贮一道朱谕：“有人参奏年羹尧种种骄恣不法，着明白回奏。”后面列的是参款，一共有十来条之多。

    这一下，年羹尧才知道弄巧成拙了。

    及至回得私第，隆冬天气，已是内衣尽湿。拜见老父以后，还有盈门的访客要应付。这些人不知道年羹尧已经碰了大钉子，只道他圣眷未衰，还来奔走趋奉。年羹尧本来就骄恣跋扈，此时心绪恶劣，越发一个不见，统统挡驾。

    勉强陪伴老父，奉行了乐叙天伦的职责，退归书房，在书房细看皇帝发下来的抄件，所参的罪名，无一款不是可以送命的。心知皇帝意存叵测，事情很严重了。

    得要找一个人商量！心里这样在思索，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他的干亲家隆科多。于是吩咐备轿，微服到了隆科多那里。

    虽然是干亲家，毕竟椒房贵戚，年羹尧在他人面前可以骄横无礼，在隆科多面前却不能，仍旧称他“舅舅”。

    “请舅舅恕我衣冠不整。为了避免招摇，不能不着便衣，想来舅舅能体谅我的处境？”

    “彼此，彼此！”隆科多愤愤答说，“我的处境比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来！来！到里面来说。”

    隆科多有间密室，巧匠精心构筑，能够隔音。室外复有心腹守卫，可以畅所欲言，而不虞泄密。因此，一进此室年羹尧就无所顾忌了。

    “我不知道，皇上何以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照这样，岂不令天下人寒心？”

    “只有你我寒心！不相干的人，在他驾驭起来，恩威并用，得心应手。”隆科多叹口气，“早知如此，当初不必出那种死力，今天一样享我的荣华富贵。”

    “舅舅的意思是，知道皇上的秘密是不幸之事？”

    “大不幸！大不幸！”隆科多问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也被参了？”

    “谁？”年羹尧既惊且惧，“舅舅不比我，不会得罪什么人，何以亦被参了呢？”

    “有人想以此固宠。”隆科多说，“我听人告诉我一个故事，简直是齐东野语。”

    这个故事出在河南巡抚衙门。据说河南巡抚田文镜有个幕友，绍兴的刑名师爷，姓邬，上上下下都称他邬先生，为人深沉诡秘，有天问田文镜，是想做个有名而受宠的督抚呢，还是随波逐流，庸庸碌碌了此一生？

    田文镜热衷功名，当然想得名而有宠。邬师爷便说，倘或如此，就得随他去拟一个奏折，折子中说什么，田文镜不能问，更不能看，只用关防拜发就是。

    考虑久之，田文镜同意了他的办法。邬先生花了一夜工夫，连拟带缮，将奏折备好，亲自封缄。田文镜如言拜折，由开封到京里，来回半个月批折就回来了。

    田文镜打开来一看，竟无原折，只有一道朱谕：“览奏已悉。卿之忠心可嘉。原折留。”此外便是许多珍赏，虽比不上赐年羹尧的多，却也远超越寻常督抚所蒙的恩赐。

    这件事实在令人困惑。田文镜竟不知何以骤蒙恩宠，问邬先生却始终秘而不宣。可是隆科多却知道了。

    “你道那绍兴师爷的一支刀笔，搞的什么花样？”隆科多说，“竟是参了我！”

    “舅舅怎么知道的呢？”

    “我在宫中，自然也有人。”隆科多说，“田文镜的这个折子，持而不下，不知哪一天发作，亦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想起来真烦！”

    “舅舅尚且如此，我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舅舅毕竟是舅舅，何况又是顾命大臣！”

    “什么顾命大臣？诸葛亮在白帝城受托孤之命，就注定了他鞠躬尽瘁，必死无疑了。”

    “看来必死的是我！”年羹尧说，“参舅舅的，到底只有一个田文镜。我可多了。”

    “有哪些人？”

    “我不知道。反正看参款就知道，不止一个人。”说着，将皇帝交来的原件拿给隆科多看。

    一入目，隆科多便是一惊，因为一张纸上都写满了。用“计开”二字开头，下面一条一条列出事由：

    一、郃阳用兵致兵无辜良民八百余口。

    二、纵容私人边鸿烈等，恣行骚扰，激变番民，不即参奏。

    三、家人魏之耀家产数十万，皆由受贿勒索而来。

    四、西宁效力者，实只六十二员，册报一百零九员。

    五、用鹅黄小刀荷包，擅穿四衩衣服。

    六、官员馈送，俱云“恭进”。

    七、凡与属员物件，全北向磕头谢恩。

    八、行文督抚，书官书名。

    九、行文内阁，大书“右仰内阁开拆”。

    看到这里，隆科多已挢舌不下，“亮工，”他喊着年羹尧的字说，“这参的是你自拟皇上，罪名不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年羹尧是这样自辩，但隆科多却不甚相信，因为有些骄恣跋扈是他亲眼所见的。

    再看下去，便是年羹尧贪污的细账了：

    一、勒令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帮银四千两，约计得贿七十万两。

    二、题补官员，受谢仪四十余万两。

    这一款不免使隆科多触动心事。题补官员，本是吏部的专责，但按规制办事，即令纳贿，亦须设法善为调派，从无任何吏部尚书可以不顾规制，不奏报批准而径自题补官员的。

    有之，自平西王吴三桂始。当时他开府云南，凡西南各省有缺，往往直接选补，只行文吏部备个案，称为“西选”。近年来隆科多揽权纳贿，亦有类似的情形，官场仿“西选”的说法，称之为“佟选”——隆科多的汉姓是佟。这个说法，他自己也是最近才听到，有此名声，绝非好事，所以看到年羹尧这一款罪名，自有触目惊心之感。

    不过比起年羹尧来，他并不算贪。参款中指出年羹尧：

    三、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余万两，又加派银五十六万两。

    四、冒销西宁军需四十七万两。

    五、运米四万石至军前，冒销运价四十余万两。

    光是这三笔就已二百六十多万银子，此外还有占用盐引，命家人运销食盐，以及将西南深山中的大木，砍伐行销东南等等，获利就不知多少了。

    “亮工！”隆科多问说，“你预备怎么办？”

    “我要请教舅舅！”

    隆科多一时无法回答。彼此处境相同，为年羹尧设谋，亦就是自己预筹对策。如果此时筹划不善，创下了一个恶例，将来自己亦会受害。

    想了又想，他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暂时置之不理。”他说，“倘或上折自辩，不就等于在辩罪了吗？”

    “是！”年羹尧深以为然。

    “不过，”隆科多说，“好言敷衍，亦必不可无。”

    那是必然之理，年羹尧不致傻到此地步，还不识眉高眼低，自以为是。但每次见了皇帝，不容他自表忠忱，总是遇事诘责，搞得不欢而散。

    回到军前，年羹尧上了一个奏折，纸上反可畅所欲言，他说：“臣禀质薄劣，赋性疏庸，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年，毫无裨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返己扪心，惶汗交集。”

    接着是叙皇帝的恩遇：“一载以来，赐爵、赐金、赐第、赐园、赐世职、赐佐领，父子兄弟以及妻孥，莫不沾濡雨露，沦浃肌髓，解衣推食，宠赉褒嘉，极人臣罕觏之遭逢，而萃于臣之一门四世矣！”他这样详细铺叙，表示自己受恩未忘。接下来，又用他父亲来打动皇帝。

    他说：“臣父年遐龄，八旬有二，优游杖履，化日舒长，乃恩自天来，仁由锡类，拜爵食禄，却在引年休养之后，此史册所未有，而臣身际其盛，目睹臣父既寿且康，较往昔而倍健，亦何因而致此？稍具人心，能不矢志竭诚图报于生生世世耶？”

    这段话的意思，可分两方面看。从他这方面看，无异表示，为了不致贻父之忧，他亦绝不会做出任何不忠于皇帝的事来。从皇帝这方面看，意在劝告，既然对年遐龄，能推其女其子之宠，在休致以后，复封公爵，所谓“拜爵食禄，却在引年休养之后”。如今优游杖履，年已八旬有二，如果对他的儿子有所严惩，岂不伤了老人之心，变成为德不卒？

    最后，他又加了一段：“所有臣感激微诚，亦明知不能宣达，而又不能不剖陈万一。”这就有点儿指皇帝心有成见了！

    皇帝就为他最后这两句话，颇为不悦，提笔批道：“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会一身至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

    接着是写了一段一层进一层的议论：“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

    为臣如此，为君又如何？皇帝自道：“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又说：“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接着，皇帝特派都统楚宗，赶到西宁，专为约束九阿哥允禟，附带亦调查年羹尧与允禟往来的情形。及至楚宗的回奏一到，皇帝大惊失色。原来年羹尧的部属中，同情九阿哥允禟者，不知凡几。倘或允禟有谋反之心，只怕年羹尧亦不能约束。这是何等可怕之事？

    “你看你哥哥！”皇帝向年贵妃大发雷霆，“我本意是让他看住九阿哥，结果适得其反！如果九阿哥在西宁再住些日子，只怕你哥哥的兵都归了他了！”

    “皇上息怒！”年贵妃赶紧跪下来说，“奴才哥哥不对，请皇上教训他！犯不着跟他生气。”

    “我岂止生气！我恨不得拿把刀子，把我自己的一双眼睛剜掉，错把狼心狗肺的东西，当作心腹！”皇帝又冷笑，“我也很疑心，你哥哥一向会带兵，令出如山，部下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如果没有他的指使，他们敢跟九阿哥接近吗？”

    年羹尧的军令之严，是远近知名的。据说有一次大雪行军，年羹尧坐在轿子里，看扶着轿杠的武官，一个个手冻得又红又肿，大为不忍，便说了声：“去手！”哪知听者都错会了意，一个个拿出刀来，将自己的手砍断，以为这才是“去手”！

    这话当然是过甚其词，但如年羹尧稍作约束，或者不是有意放纵，部下确是不敢跟允禟接近的。如今听皇帝的意思，疑心年羹尧与允禟勾结，有谋反之意，年贵妃知道大祸已不在远，既惊且惧，而又无法解释，最后是三尺白绫，了却了尘世繁华。

    消息传到了西宁，原本事事碰钉的年羹尧，更觉得不安，上折自辩，只有认错。认错有个缘故，只有托病。

    当然，允禟之事，不便明言，道是因为精神不好，所以“臣所办之事，止觉疏漏，不能周到，是以于谢恩折内，附陈病状，欲求圣主知臣为病所累，凡料理不妥之处，俯赐于矜宥”。

    此是何等大事？皇帝直言批道：“如有不妥，岂可矜宥？此席乃列祖之神器，朕何敢私？”这“此席”自是指“皇位”。

    另外年羹尧自陈不敢自取罪戾，“以自蹈于天地鬼神之所不佑”。皇帝竟将“不佑”二字涂去，另用朱笔在旁边添了两个字“共诛”！这就见得年羹尧自觉罪并不重，而在皇帝看，他是罪大恶极，而且并无悔罪之心。

    于是皇帝考虑再三，认为两年多以来，基础已稳，除了隆科多以外，可以一齐动手了。

    动手之前，先有一番准备工夫，搜集八、九、十、十四阿哥的“劣迹罪状”，亲自拟了一道上谕，然后定期召集王公大臣在乾清门有所宣谕。

    “我因为九阿哥行事荒唐，在西宁地方，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所以特颁一道旨意，派都统楚宗去约束。现在楚宗有个奏折，说他到了那里，九阿哥并不迎接请安，过了好久才叫楚宗进去。

    “楚宗是钦差，奉旨宣谕当然要叫九阿哥出来，跪听宣谕。跪倒是跪了，并没有磕头，就站起来跟楚宗说：‘上谕总是不错的，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已经要出家离世了，有什么乱来的地方？’他属下人等，亦一个个毫无畏惧。

    “你们想，我派楚宗去，原是约束他的属下，改悔前愆，遵守法度，是爱之以德，哪知道如此傲慢，全无人臣事君之礼。又说‘出家离世’，意思是出了家就没有兄弟之谊，离了世就没有君臣之分，荒诞不经到此程度！

    “我的弟兄之中，像二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在先帝生前结党妄行，以致先帝烦恼得日夜不宁。先帝宾天之后，十四阿哥从西宁到京，既不奏请给太后请安，亦不经我请安，反而行文礼部，询问他到京如何行礼。世上有这样荒唐的人，这样荒唐的事！

    “后来在寿皇殿叩谒梓宫，他故意跪得远远地，避着我；我反而走过去看他，哪知他居然理都不理。其时侍卫拉锡在他旁边，就扶他上前。及至行礼完了，他到殿外拿拉锡痛骂一顿，又跑到我面前，气冲冲地说：‘我本来恭敬尽礼，何用拉锡来拉我？我是皇上的亲弟弟，拉锡什么人？如果我有不是，求皇上拿我处分；如果我没不是，请皇上立刻拿拉锡正法，以正国礼。’咆哮无礼，一至于此。

    “梓宫奉移之时，我因为十四阿哥桀骜不驯，而且跟侍卫又争又闹，不成体统，所以降旨训诫。其时八阿哥从帐中出来，劝十四阿哥下跪，他居然就跪下了。这是十四阿哥事事听从八阿哥的明证。

    “以后十四阿哥的妻子病故，我特加恩恤，而他的奏折中，有‘我今已到尽头之处，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的话。我想十四阿哥代我奉祀景陵，责任至重，亦足见我对他的重视，何以还有这种牢骚？

    “至于十阿哥，奉旨送青海活佛，到张家口托病不行，又私下与九阿哥来往，赠送马匹，九阿哥的回信，有‘事机已失，悔已无及’的话，你们想，他们要干什么？不就是想谋反吗？而且十阿哥又私下写了不少‘雍正新君’的灵牌，是想咒我早死！”

    话虽如此，皇帝却又表示宽大，说是：“这都是八阿哥固结党援，所以有种种不近人情的悖乱行为。如果追问，国法难容。我居心宽大，总想保全骨肉，不忍深求，还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接下来便痛责鄂伦岱、阿灵阿、阿尔松阿父子及揆叙等人，因为这四个人是人所皆知的八阿哥的拥护者。鄂伦岱是佟国纲的长子，隆科多的堂兄，与圣祖是中表而兼郎舅的至亲。阿灵阿即为从龙之臣遏必隆的儿子，早已亡故。揆叙是名父之子、名兄之弟，他的父亲明珠的财产，与他长兄纳兰性德的才情，一时无两。揆叙本人，在旗人中亦以饱学知名，当过翰林院掌院学士，死于八年之前，谥为“文端”，可知品行是不怎么坏的。

    皇帝因为此辈为八阿哥的死党，故而深恶痛绝。一年之前，便曾降旨，将阿灵阿的墓碑，改镌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墓碑，改镌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对阿尔松阿，皇帝认为他狡猾过于其父，特地将他革了职，发往奉天去守祖墓；鄂伦岱亦发往关外，与阿尔松阿同住，成为变相的充军。其实是便于监视，亦可说是皇帝有意要陷此两人于重罪，因为可想而知的，这两个人住在一起，绝不会“闭门思过”，至少，喝了酒会大骂皇帝。监视官员据实奏闻，皇帝便有了可以定他们死罪的根据。

    最后，皇帝有一段结论，他这样处置阿尔松阿与鄂伦岱，为的是解散党援，没有附会济恶的人，他的这几个胞弟便可以保全。不过又加了一个尾巴，说他兄弟之中，积习沉痼，既不能慑之以威，使他们悔改，而加意施恩，又不能感化他们，他内心深为抱愧，不过聊尽心意而已。话中已微露杀机了。

    交代了这件事，皇帝开始一意对付年羹尧跟九阿哥，尽量找他们两个人的错处，不过对九阿哥还只是责备，对年羹尧便是追究，一个月之中，“着令年羹尧明白回奏”的要案，不下二三十件之多。当然，每一件都是年羹尧无法说得明白的。

    到了四月里，先革陕西巡抚胡期恒的职，接着将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川陕总督派岳钟琪署理，抚远大将军印收缴。上谕由吏部咨行，四月十八日到西安，上下都震动了！

    有人劝他起兵造反，有人劝他俯首听命。年羹尧方寸大乱，经过四天的反复思量，才写了一个密折谢恩。而这四天的耽延，使得皇帝大为怀疑。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果然感恩，自然立即上折，何致迟至四天之久？

    事实上，年羹尧从回任以后，不断召集心腹，密议进止的种种情形，皇帝十知八九，因为他有许多耳目，分布在西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年羹尧的侍卫高其素，其兄是云贵总督高其倬。

    高其倬亦是汉军，而且与年羹尧同期，不但同期，而且是连襟。此人亦是翰林出身，居官谨饬，只是才具稍短，所以皇帝曾经有谕给他，说是“事事问年羹尧”。及至这一次年羹尧入觐，皇帝大为不满，决定要翦除他时，首先就想到高其倬，应该有所布置。

    皇帝心想，高其倬之与年羹尧接近，是奉旨办理，不好责备他，而且据云南藩司李卫上奏，高其倬亦没有什么勾结年羹尧的证据。但要收服他为己所用，却须使个能让他感德怀恩，又痛恨年羹尧的手段。

    于是，他在雍正二年年底，写了一道密谕给高其倬，说年羹尧谈到云南的吏治，认为一无可取，而且刑名、钱谷、盐政，以及云南特产，专供户部铸钱之用的铜矿，“皆不可问”，高其倬不称云贵总督之任。

    皇帝告诉他说，知道高其倬居官清正，所以完全不信年羹尧的话。而且自己认错：“朕命尔事事问年羹尧之前谕，大错矣！今当此谕共尔，朕实愧之。”

    皇帝肯用这种方式作为慰抚，高其倬岂有不感动之理，所以立刻上折声明。他说：“臣之与年羹尧，臣本非后进，受其栽培提挈之恩，又因生平小器，硁硁守分，不肯为夤缘趋附之行。彼此原在一族，又是连襟，然起初相见极稀，交情亦淡。后钦奉圣祖仁皇帝特旨，全族下翰林俱在国史馆帮修功臣列传，从此在一馆行走，日日相见。”

    对于交情之由来，他说得相当坦率：“臣谓年羹尧才长，可以胜繁剧之任，年羹尧亦知臣拘谨，不敢为败检之事，以此相知，实非因亲戚绸缪。”

    接下来说彼此的踪迹：“自年羹尧为四川巡抚之后，十七年不相见，或半年一年，亦有间二三年者，有书札问候。然昔日相识之旧意尚在，是以臣前于皇上之前，不敢隐讳，曾奏称与臣相好，不谓其遂至诬及臣之操守名节。”

    此后便是自辩其如何不曾贪污，请皇帝“命员彻底清查”。最后又因为他的胞弟高其素，因中武进士派为侍卫，而由年羹尧挑带至陕西，“不胜愁虑”，请皇帝将高其素仍旧调回。

    皇帝自然大加慰抚，深表信任，然后收服了高其素，死心塌地为皇帝做监视年羹尧的工作。

    因此当调杭州将军的谢恩折到京后，接着便有高其素的密奏上达，道破年羹尧的打算是：借故拖延，还希冀着有恩命会让他留任。又说年羹尧部下，颇有人认为皇帝如此对待功臣，令人寒心。

    由于既有成见，又有此报告，皇帝认为年羹尧的奏折中，字里行间，不免讥讪负气，因而用同样尖酸的口吻批答。

    在“跪读谕旨，感入五中”下，朱批是：“若不实感，非人心也。”意谓本为死罪，而用这样降调的处分，如果有人心，应该实实在在地感激，倘不知感，就不算是人。

    说皇帝“教诲详明，切中臣病，臣得自知悔艾”这一句下面，批的是：“我君臣二人，实知愧悔方好。”

    皇帝的愧悔，自然是看错了年羹尧。

    “不使终于废弃，宠命下颁”的“宠”字，皇帝便觉有讥讪之意。以前迭赐殊恩，皆用“宠”字，今受谴责，亦用此字样，其情可恶！而皇帝特借此题目做了两句文章：“自此受宠若惊，方可法古大臣之万一。不然，我二人为千古大笑话矣！”

    这是警告，倘非戒慎恐惧，旧行不改，恐不免伏诛。以前水乳交融曾说，“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全天下后世钦慕流涎”，不道是这样一个君臣相仇，非杀不可的“榜样”，岂不是“千古大笑话”？

    对杭州将军之命，年羹尧说：“似此殊恩，臣身受之，臣心知之，而口不能言。”这确是负气的话，皇帝针锋相对地在“身受”之下批道：“朕加矣！”在“心知”之下批道：“汝知矣！”无异当面询问：“这一下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身受心知，口不能言，然则如何？年羹尧说道：“唯有爱惜躯命，勉供厥职，效犬马之余力，冀图报于万一。虽经具疏奏谢天恩，而感刻之私，此衷仍难自已，谨再缮折，恭谢以闻。”

    这段话相当糟糕！“爱惜躯命”，颇有忍死“须臾”之意，而“图报”之“报”，“感刻”之“刻”，皆可从反面去看。以前后文气来看，年羹尧似乎说了这么一句话：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因此，皇帝除了在“爱惜躯命”之下，批了句：“朕实一字也道不出，唯仰面视天耳”以外，另有一大篇朱谕。

    第一段说：“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

    第二段是两件令年羹尧“明白回奏”之事。因为支吾敷衍，皇帝大为不满，即以作个引子，与年羹尧赌神罚咒，争辩一番：“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我二人若不时常抬头上看，使不得！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咎，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站一个‘是’字了。不是当要的主意，大悖谬矣！若如此，不过我君臣止于贻笑天下后世，作从前党羽之畅心快事耳！言及此，朕实不能落笔也！可愧！可愧！可怪！可怪！”

    所谓“不是当要的主意”，意在言外，自然是指约束九阿哥而言。那一道密旨，皇帝自然也要收缴，但也是迟了四天才送，越使得皇帝心疑不已。

    于是皇帝在猜疑年羹尧谋反之外，更顾虑到他还有凭此密旨，来掀开皇帝阴私的挟持之意，更非杀此人不可了。

    不过，他也实在怕闹出“千古君臣的大笑话来”。杀年羹尧容易，要杀年羹尧而让中外大臣觉得皇帝一再宽容、仁至义尽，实在是年羹尧自速其死，皇帝为了朝廷的纪纲不得不杀，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一步一步来。

    第一步是查年羹尧的财产，以便将来抄家，也是断绝他造反的本钱。皇帝早得密报，年羹尧从回任以后，便有二十车的箱笼行李，从西安出潼关，到了河南，便不知去向了，所以密令田文镜严查。

    田文镜很能干，居然查到，实际上是十八车，由河南到直隶，最后停留地点是保定。在那里，年羹尧买了前任漕运总督王梁一所大宅，由他亲信家人严二看守，这十八车行李，便卸在这所大宅之内。

    于是直隶总督李维钧，被皇帝认定是年羹尧一党。直隶境内之事，河南巡抚能查得到，本省地方长官岂有不知之理？知而不报，自是徇庇。

    形势内外皆张，而年羹尧始终不肯死心，以为皇帝只是看他权高震主，只要自己表示无意弄权，皇帝为了不愿闹笑话，仍会优容。所以在五月初上了一个密折，请求到浙江以后，赏假半年，以便养病，接着在五月十三又上了一个密折。

    “跪读上谕三道，辗转深思，汗流浃背，愧悔莫及。唯自知愧悔而感激益深，感激益深而恐惧弥甚。虽已具折遵旨回奏，然臣之负罪如山，万死莫赎，既不敢久羁陕省，亦不敢遽赴浙江，闻江南仪征县地方，为南北水陆分途，今将川陕总督衙门钦部案件并臣任内皇上密交事务面与署督臣岳钟琪逐一交代明白。臣于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启程，前至仪征县，静候纶音，理合奏明。伏祈圣主，大施再造之恩，曲赐生全之路，庶几犬马之微躯，犹图矢报于将来。臣不胜悚惶待罪之至。”

    这个折子写得坏透了。年羹尧的想法是，皇帝既拿“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句由拥护“朱三太子”的遗民所制作传布的口号，用来警告他不可有谋逆之心，那么为了避免嫌疑，最好是不赴浙江，在江苏仪征县南北水陆分途之处待命，希望调他回京，乃是自明心迹之意。

    但“既不敢久羁陕省，亦不敢遽赴浙江”这句话，实在是讲不通的，接下文“静候纶音”来看，则又颇有挟持之意。皇帝觉得这是一个有力的把柄，也是一个极好的题目，颇有发挥的余地。于是第一步是将原折发交内阁、六部、九卿、科道等共同议看，当作何处置？

    各衙门公议：“年羹尧背义负恩，越分藐法，为天地之必诛，臣民所共愤。应请革职，追夺一切恩赏，锁拿来京，严审正法。”皇帝道是，有许多不法情事，正命年羹尧明白回奏，所请处分，应候回奏到日再行请旨。

    由此开始，皇帝零敲碎剐，不肯给年羹尧一个痛快。最初是将年羹尧的太保革掉，然后有一件参案，加一次处分。七月初八，追夺黄带、紫缰，并命缴回四团龙补服；七月十九，由一等公降为二等公；七月二十五，由二等公降为三等公；七月二十七，年羹尧奏报接任日期，并不谢恩，革去杭州将军，降为闲散章京；八月初十，由三等公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这个满洲话的世职，比公爵低得多，相当于一品武将；过了四天，又降为阿思哈尼哈番，相当于从二品武将；八月二十七日，再降为阿达哈哈番，只相当于从三品武将了。

    其时浙江巡抚法海，因为说过“内外所用皆小人，只有年羹尧是豪杰”的话，为皇帝调取进京。新任巡抚福敏是小阿哥弘历的师傅，一向亲信。八月二十九到任，当天就上了三个折子，一个是接印谢恩；一个是沿途所见年成及米价；一个就是年羹尧在杭州的情形，亦是福敏此行的特殊任务。

    福敏说：“道经江南地方，一路密访年羹尧行止，皆云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马匹亦多。将军署中，人众难容，另造房屋百余间居住，所有诱引兵丁之言，如云：‘尔等听我说话，不忧穷苦。’并合杭州知府随时给发兵饷，不许迟误。且代为筹划马价银两，百计市恩是实。”

    年羹尧革职后，继任杭州将军的叫鄂弥达，年羹尧革职的上谕，就是由他亲口传达的。当时传旨的情形，福敏奏报：“及将军鄂弥达到日，令处闲散章京之列，始觉惶悚。向鄂弥达云：‘皇上要杀我么？’鄂弥达云：‘尔败坏至此，皆尔自取，且参尔者即尔平日信用之人，更有何说？’年羹尧云‘彼参我，亦是无可奈何’等语，据年羹尧所言如此，则李维钧等结党不散，明参暗合，显然有据。”

    如果年羹尧对李维钧翻脸成仇，破口大骂一顿，倒也无事；这种谅解的语气，竟是相知极深，彼此都能体谅对方本心无他的交情。那就无怪乎连福敏都要疑心他们“结党不散，明参暗合”了。

    代为藏匿财产，既经田文镜参劾有据，如今年羹尧又是这样的态度，李维钧的纱帽自然再也保不住。而年羹尧“百计市恩”，居心亦颇不可问。在皇帝看，四海之内，只有浙江的民风士习最浇薄，前明东林党的积习，至今不改，反清复明的事故，比哪里都多。当初将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原有一种下饵的作用，若有前明的遗民，心存旧国，或许会跟年羹尧去接头，煽动他造反，便可一网打尽。如今看样子，这一着亦很危险，不要年羹尧成了气候，以东南财赋之区，亦足以为造反的凭借。

    因此，皇帝决定不必再折磨年羹尧了，派内大臣拉锡携带朱谕，到浙江去锁拿年羹尧进京治罪。到了十月初七，福敏与鄂弥达联名上了个密折：“九月二十八日申刻，钦差闲散内大臣都统拉锡到杭州，齐捧上谕，锁拿年羹尧，钦此。钦遵，臣等即于是夜，同都统拉锡，传唤年羹尧到臣弥达衙门，臣敏宣读上谕，即时锁拿看守，臣敏恐伊家财产有藏匿遗漏之处，立即亲自同内监二人，赴年羹尧家内查点，将内外各房门一一封闭，守至天明，与拉锡等面同逐件查点，撰造总册，会疏具题外，又臣等会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书信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至拉锡起身之后，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连日密访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钱塘县举人汪日祺。臣等一面饬令地方官，将伊家属封锁看守，一面唤伊近房族弟、翰林院编修汪受祺，问其去向，据称汪日祺现在京师罐儿胡同居住，我若欺罔不行实说，甘与日祺同罪等语，取其亲笔供单存案。臣谨将逆犯汪日祺所撰书二本，封固恭呈御览，伏祈皇上立赐严拿正法，以快天下臣民之心，以褫将来恶逆之胆。”

    这一来掀起了雍正朝的第一件文字狱。这汪景祺是原任户部侍郎汪霖的第二个儿子，康熙五十三年的举人，上一年漫游陕西，上书大将军亦无非游士打秋风而已。所写的两卷《读书堂西征随笔》，说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有一条讥刺先皇，未免不敬。

    这一随笔甚长，题目叫《诙谐之语》，一望便知是讲笑话，从前明王世贞访严世蕃，举琵琶记曲文相戏，因而成仇谈起，一直说到先帝南巡的一段故事。

    据说康熙南巡，经过无锡时，有个叫杜诒的秀才，在道旁献诗，皇帝顿为赞许，特赐绫绢一轴。杜诒捧回去一看，是御笔写的《千家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首诗是道学先生以其浅薄所作，向来被作为调侃的题材，譬如有人挖苦，惧内者跪踏脚板，便改这两句诗嘲弄，叫作“时人不识予心苦，将谓偷闲学拜年”。皇帝御笔，放着新纂的《全唐诗》，哪首不好挑，偏偏挑这一首蒙童所念的诗。所以有人作了一首诗说：“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诒赐绫绢，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随笔中托词“某作”，可能就是汪景祺自己的手笔，诗是刻薄了一点。但除此以外，便很少可议了。而皇帝为了要坐年羹尧以谋反大逆之罪，故意夸大其词，当作逆案处理。

    汪景祺即时被捕，交廷臣会议。以年羹尧“知情不举”，定为他的“大逆五罪”之一。至于汪景祺，由刑部定拟斩立决，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以内的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一查出，统统革职。这是汪氏族人从未经过的大劫。

    那么汪景祺的这部随笔，到底犯了什么错呢？皇帝下的评语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以使此种奸人得漏网也。”可见得实在也提不出什么具体的罪状。

    可是外间的传言，特别是在浙江，风声鹤唳，引起极大的惊恐。汪景祺曾经在浙西的平湖住过，以致平湖竟有屠城的谣言，富厚之家，纷纷举家远避，费了好大的事才能将人心稳定下来。

    再还有一连串的株连：直辖总督李维钧拿问治罪，自不待言；前长芦盐运使宋师曾，亦以年党的关系，追查任内亏空，被抄了家。

    年羹尧的岳家，本是宗室世袭公爵，皇帝当初为了笼络年羹尧，将他的叔岳普照亦封为公。普照已死，由他的儿子恒冉袭爵，此时以“一家不应有二公”的理由，将恒冉的爵位革掉了。

    至于年羹尧自己，经内阁、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及九卿会审，以“大逆”“僭越”“专擅”“贪黩”“残忍”等“九十二款大罪”，议定处分。年家十六岁以上者斩，十五岁以下及妇女发极边充军。皇帝的批示是：“令年羹尧自裁，其子年富立斩，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妻系宗室之女，着遣还母家。族中为官者俱革职。家赀抄没入官，其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照遣，永不赦回。有匿养其子孙者，以党附叛逆治罪。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免罪。”

    又特为发布一道上谕给年羹尧，说是看到廷臣所议之条，“朕览之不禁堕泪”，“今宽尔殊死之罪，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伯叔子孙等多人之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于是，阿齐图奉旨，监视年羹尧以一条白帛，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死后，传出他许多轶闻，流传得最广泛，为人津津有味在谈的是，他在杭州当将军时的一个故事。

    据说，年羹尧从七月初到杭州接任，至八月底卸任，这一个多月之中，每天都穿着官服在城门口坐镇，看守城官丁查察奸宄。那时杭州盛传“年羹尧一夜连降十八级”的荒谬流言，真如俗语所说“虎落平阳被犬欺”，没有什么人理他。唯有一个穷书生，每天进城出城，必遥遥敬礼，然后低头疾赶而过。

    及至年羹尧一革职，知道性命或将不保，倘或治罪，子孙必皆处死。而有个侍妾，却已怀孕了，为了想保全一点儿骨血，所以一直在想如何得以托付一个人才好。

    这个人找到了，便是那穷书生。这天年羹尧喊住他问：“你娶亲没有？”

    “没有。”

    “你今年多大？”

    “晚生今年三十三。”

    “年过而立，何以尚未婚娶？”

    “只为家境清寒，无力婚娶。”

    “噢，”年羹尧问，“你姓什么？有没有功名？”

    “晚生贱姓朱，草字一个真。曾一青衿。”朱真很惭愧地说，“只是三赴秋闱，至今未举。”

    “秀才是宰相的根苗。其实，这个年头儿做了宰相又如何？”年羹尧说，“朱秀才，你酒量如何？”

    “不怎么深。”

    不怎么深表示也不浅，年羹尧便邀他小酌。朱真自有受宠若惊之感，但也并不固辞。于是在将军衙门西花园的凉亭上，设下杯盏，宾主同饮。

    “你不必拘束。”年羹尧说，“也不必当我是将军，富贵不足道，人生贵适意耳！”说罢，举杯快饮，神色怡然，真不像是末路的英雄。

    朱真本来是可怜他，此时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英雄的一种亵渎。便照他的话，尽力想忘掉他曾做过大将军，穿过四团龙的补服，极人臣未有之荣，然而他办不到。

    酒喝到月上东山，年羹尧说道：“朱秀才，我想问你，你是不是想做官？”

    朱真有些踌躇，因为他刚说过“富贵不足道”，如果不能抛却此念，便见得有些不受教了。

    “说实话！”年羹尧不自觉地用命令的口气。

    “是！”朱真答说，“想做官。”

    “做官是为什么？”

    “无非图富贵。”

    “富贵既得之后呢？”年羹尧问，“还想做一番事业？”

    “不，不！”朱真乱摇着手说，“晚生并无此念。”

    年羹尧点点头说：“你很老实，我看得出来。你再说下去，既得富贵之后又如何？”

    “那就是我公所说的那句话了，人生贵适意耳！”朱真说道，“我看有许多言官，既富且贵，找个人参一下，得大名而去。回到故乡，还在中年，置下良田华屋，坐拥娇妻美妾。人生到此，夫复何求？”

    年羹尧哈哈大笑，却有眼泪。不知是真的伤心，还是笑出来的眼泪。

    “我早像你所说的那样就好了！不过也难，家世所关，远不如你来得自由自在。”年羹尧神色转为严肃，“朱秀才，我且问你，你刚才的话，出于真心？”

    “是！”

    “如果不做官，而能有那种境遇，你觉得如何？”

    “不做官，似乎不会有那种境遇。”

    “是的。我话说得不太清楚。不做官，就不会有世俗之所谓贵，富也有限。但是，小康之家，不也能够适意吗？”

    “说得是！”

    谈到这里，年羹尧向左右看了一眼，侍从立即悄然退去，避得远远地。朱真人虽老实，也看得出来，他是有机密之事相告，心里不免惴惴然了。

    “朱兄——”

    一开口便让朱真吓了一跳，急急逊席而避，连连作揖：“不敢当，不敢当！”

    这一下搞得年羹尧有些说不下去了，沉吟了一会儿，率直陈述心里的感想：“我有大事奉托，足下如此拘谨，颇有见外之意，莫非我是犯了古人所说‘交浅言深’之戒？”

    这两句话使得朱真大为惭愧，若以世俗之见，自己就是不识抬举，方之古人之义，更是有负知遇，因而连连否认。

    “不是，不是！”他说，“只是我自顾何人，敢与将军称兄道弟，如蒙将军不弃，就称我的贱字席珍好了。”

    “席上之珍的席珍？”

    “是。”朱真又说，“至于将军打算付以大事，当然是看我能够办得了的，敬请吩咐。我想我别无长处，只是舍得性命，以酬英雄而已。”

    “又何至于要足下舍命？不过，也难说。”

    最后这句话是试探，朱真不以为意地说：“如今只要跟将军有交往的，吉凶都很难说。反正穷通得失，付之天命。只求在世一天，适适意意过一天，他非所问。”

    看他的神态，听他的语言，知道出自肺腑。年羹尧放心了。“席珍，”他说，“今上之为人，我算是看透了。虽然，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