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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东瀛兵当即打了魏特琳一记耳光，另外两个东瀛兵先打李鸿年耳光，然后对着他拳打脚踢，其中有一个一边打一边得意的笑，就像在玩游戏。紧接着，一个东瀛兵举起步枪，用刺刀对着李鸿年的喉咙：“把门打开！” “住手，住手！”魏特琳大声道，“可以从别的门进去。”她指着大楼侧面，然后带着他们上侧门去了。李鸿年被打得满脸是血，但还是紧紧跟了上去。 让人意外的是三个东瀛兵进了大楼，只是很随意的检查了几间屋子，搜查就结束了。从侧门走出来时，魏特琳看见另外两个东瀛兵拉着三个中国人过来，三个人双手都被反捆在背后，当即冲上去道：“他们不是士兵。” 一个东瀛兵将刺刀对准了魏特琳：“中国士兵，东瀛的敌人。” 魏特琳反驳道：“不是，他们是工人和花匠。” 但辩解毫无用处，东瀛兵还是把人拉走了。三个东瀛兵示意魏特琳他们跟上。魏特琳他们只能跟着他们，往门口走去。大门外边，跪着一群人中国人，陈斐然、王耀庭都在里面。两个班的东瀛兵站在周围，端着步枪。三个东瀛兵走上前，抓住魏特琳和李鸿年，把他们拖到人群中，强迫他们跪下。很快程瑞芳、玛丽·特威纳姆，以及更多的教职员工被押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 一个中士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 魏特琳站了起来：“我是负责人。” 中士让魏特琳从人群中把雇员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中士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她继续往下指认时，显得有些迟疑；她不可能记得所有名字，尤其是刚雇来的临时工。魏特琳在一个年轻的雇工面前停住了，想不起他的名字。陈斐然开口了，想要帮魏特琳，但东瀛兵马上冲过去对着陈斐然拳打脚踢，打得他满脸是血。 就在此时，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从车上跳下三个美国人，是斯迈思、费奇和米尔斯。东瀛兵们立刻把他们围住，搜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枪。搜查完毕，费奇用德语道：“我们是传教士。”那中士没有反应，便费奇改用法语：“我们都是美国人。”那中士点头道：“是的，我知道。但你们必须离开这里！” 中士一挥手，十几个东瀛兵冲上来，把三个美国人推上吉普车；还抓住魏特琳、玛丽·特威纳姆的胳膊，把她们往车上推。魏特琳挣扎着喊道：“该死的！这儿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 玛丽·特威纳姆紧抓着后挡板，坚决不肯上车：“你们这些狗杂种！放开我！” 费奇把魏特琳她们的话大声翻译给中士听，中士便命令他们三个外国男人立即离开。在步枪的瞄准下，费奇他们上了吉普车，慢慢开车走了。 吉普车刚一消失，学校里面突然传来女人的哭声和被捂住嘴的尖叫声。透过大门，现场观众看见东瀛兵赶着一群姑娘朝学校的侧门去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东瀛人的诡计，他们把魏特琳他们困在前门，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姑娘。 枯叶瑟瑟地作响，凄厉的北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的凄惨叫声在空中回荡。魏特琳忍不住哭了，双手合十，低声念道：“仁慈的上帝啊，你看到了吗？你为什么还不行降下你的愤怒啊？” 银幕前观众的抽泣声响成一片，尤其华裔和中国记者更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就连李安控制也不住情绪，不禁泪流满面。贾樟柯不想哭，死死咬着嘴唇，但肩膀却不受控制的抖个不停。 魏特琳的话让斯科塞斯想起了二战后思想家们发出的疑问：奥斯维辛以后，人怎么还能谈论上帝？他不由想道，南京大屠杀后魏特琳是不是也产生了类似的疑问，上帝在哪儿？ 镜头切到军政部对面被烧毁的交通部大楼，大楼前有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此时拉贝目瞪口呆地看着防空洞，在洞口躺着许多横七竖八的尸体，尸体上千孔百疮，显然是被机枪扫射而死。约翰·马吉拿着一台16毫米摄影机偷偷的拍摄，旁边的史密斯让他小心一点，要是被东瀛人看到，非杀了他不可。 镜头切到距离国际委员会不远的一个池塘，里有几十具尸体，大部分被反绑着双手，其中有些人的脖子上还挂着石块。显然处决后的中国士兵被日军扔进水塘。拉贝看着满池塘的尸体，喃喃地道：“上帝啊，你看看这些一切吧！” 镜头摇向天空，头顶碧空万里，太阳喷洒着温暖的光，但现场观众却没有感到温暖，只有透骨的寒意。这个镜头仿佛在告诉所有人，在1937年的南京城，上帝或者神是不存在的。 镜头摇下来，时间回到了1995年的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张纯如走进编辑苏珊·拉宾娜的办公室。苏珊·拉宾娜看到张纯如，非常高兴地告诉她，普利策奖得主《天堂与大地》的作者麦克杜尔格愿意在张纯如的《钱学森传》出版时写书封推荐。 张纯如听到这个消息像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然后问了问具体情况。不过她很快冷静下来，严肃地道：“苏珊，如果出版社同意的话，我想自费出一本书，出一本对我的民族来说很重要的书。” 苏珊·拉宾娜有些诧异，不明白张纯如为什么要自费出书：“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不需要你的钱。要么我们认可并出版这本书，要么干脆不出版。现在你跟我谈谈这本书吧！”